一直以来，文学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记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成为人类记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于2009年12月5—6日在暨南大学举办的“文学与记忆”学术研讨会探讨了文学创作的这一本源问题。

　　与会者认为，记忆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中的特殊形式或载体，既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又是文学创作关注的重要领域。苏童认为，创作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要寻回丢失的记忆。很多作家在不停地写作，其实是在完成一次次的记忆回访，希望找到那个被遮蔽的世界。

　　王彬彬和董之林认为，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记忆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记忆投射在叙事之中，它会因为作家的个体差别，不断地发生增殖、变形甚至扭曲。它受制于作家的现实处境和价值观念。张未民从主客体的角度分析到，“记忆”既要面向历史，同时又带有作家的主观体验，因此，我们无法在“主客二分”的格局中理解它。

　　在讨论“文学与个人记忆”的关系时，林岗认为，很多中国古代文人的艺术才华和文学成就，都是通过他们的晚辈大量的追忆性文字来奠定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王嘉良和王侃分别从不同作家的创作情况出发，强调了不同的创作主体对个人记忆处理方式的不同，以及由此形成各种特殊的审美格调。刘醒龙从童年记忆入手，阐述了童年记忆对作家文学道路的决定性影响。

　　更多的作家和学者则从“文学与集体记忆”方面入手，强调民族的集体记忆也是文学表达的重要内涵，它既有经验的成分，又有历史的深度，常常会以不自觉的方式，影响着作家的艺术思维和审美观念。余华分析了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川端康成以及三岛由纪夫等人的小说，认为他们对细部描写的讲究源于日本社会生活中对细节的讲究。陈剑晖、郭小东、江冰等则从集体记忆的时代性出发，阐述了作家对集体记忆处理的价值意义，包括反抗主流历史的遮蔽，记录时代的真相，反抗人类的遗忘等。黄勇以90年代以来的反右题材作品为例，阐述了民族的集体记忆不仅体现为一种历史的意义，还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黄咏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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