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桂全：建设新智库 服务新发展

　　2009年，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来自世界的最严峻的危机冲击。高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中国经济，经受着严峻考验。国际上一些专家学者甚至政治家怀着复杂心理，既把解脱危机困境的希望投向中国，又断言中国不能幸免大衰退。但是，疾风知劲草！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上下一心、众志成城，重拳加组合拳一一拆招，成功化解危机冲击，在世界危机冲击下的一片乌云惨雾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射出耀眼的希望之光，成功实现“保八”目标，令世人惊诧。危机助推中国在世界的崛起。

　　在中国人民齐心搏击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奋战中，广东人民勇立风口之上，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以宏大的世界视野和巨大的历史气魄，全力贯彻《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落实省委、省政府“三促进一保持”方针，一手化解危机冲击，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一手借助危机倒逼机制，加快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促进提高自主创新、加快促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在外经贸大幅下滑的逆境下，保持了国民经济增长9%的佳绩，超过预期0.5个百分点。同时，全面推进体制改革和各方面社会事业发展，成功跨越危机冲击，展示了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主动性。极目五洲四洋，既是风光这边独好，更是无限风光在险峰！值得自豪的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迎着风浪而上，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抓住决策重大课题，下农村、走城镇，深入开展调研，看世界、谋大局，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研究报告，用科学理论和创新智慧为党和人民成功抗击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2010年，是我们执行和实施“十一五”发展规划的最后一年，更是我们继续按照中央既定方针，进一步稳定形势，最后走出危机冲击阴影，同时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率先跨入新的发展周期的关键一年。胡锦涛总书记在最近视察广东时强调，要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坚定不移调结构，脚踏实地促转变，着力推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真正打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这为广东2010年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可以预见，2010年将是广东全面走出危机冲击困境，把握后危机战略机遇，全面推进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以及一系列重大决策，进一步加快由传统发展方式向科学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国际化战略迈上新台阶，深化体制改革，推进富民强镇战略，加快文化软实力建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高度的重要一年。新的形势、新的发展给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和任务。可以预见，这次危机冲击进一步推动我国智库大发展时代的来临。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必须坚持思想库、智囊团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一手抓面向改革、开放、发展主战场，充分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为党带领人民彻底摆脱危机冲击，开创下一发展周期新局面出谋献策；一手抓好自身智库建设，努力探索在知识文明时代和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智库建设的规律、模式和方法，推进科研方式和智力服务方式创新。特别要依据新的功能定位，具体探索科研创新集成系统构建和人机结合集群化科研工作方式创新，全面提高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理论创新能力和服务决策能力，使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成为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努力走向世界，以先进的理论和先进的文化基础获得国际话语权，为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

　　欧阳康：在激荡疾变的世界格局中提升“中国自觉”

　　刚刚敲过的新年钟声带给我们很多追忆与反思，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警示，也许是中国应当在错综复杂、激荡巨变的世界格局中更加准确地探寻自己的科学合理定位，更加自觉地谋划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模式、速度与节奏。

　　如果说，当今世界的冲突与矛盾在新的时期再次提醒我们高度关注人类的局限性，对于中国来说，则还应当更加清醒认识自身在现代化发展方向和道路方面的不成熟性和不自觉性，进一步提升“中国自觉”。

　　自觉守护“中国利益”与合理履行“中国责任”

　　近年来世界诸国关于“中国责任”的各种议论来自多种背景与复杂心态，既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 用提升与地位强大，也不排除来自对于中国的疑惑与猜忌。30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受益于世界投资和世界市场，发展中的中国当然也应当积极履行自己的世界责任，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警惕和辨析来自各方面的过度期盼和不良“忽悠”。在G20峰会和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的尖锐对峙和激烈争执，尤其一些国家对于中国的无端指责，再次提醒我们应当特别自觉守护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利益”和“中国价值”。世界经济一体化并没有取消和削弱国家间的利益分化与价值冲突。西方发达国家无疑仍然是西方价值的守护者和各自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国家利益仍然是国家交往的根本基础。因此当有人出于种种原因要把中国作为大国和富国而置于冲突的中心和矛盾的漩涡之时，我们应当格外清醒地看到，中国尚处于现代化发展的早期阶段，我们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GDP仍然是世界上较低的国家之一，中国对于世界的责任应当也只能作为发展中国家来定位才是合理的和可行的，积极履责，量力而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继续努力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这也许就是中国对于世界的最根本责任，也是最为重要和最合理的贡献。

　　自觉探寻“中国道路”与清醒回应“中国期盼”

　　与当前西方世界仍然深陷严峻经济危机相比，中国经济的较快回升与复苏情况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于是当前国际学界围绕现代化模式和道路的讨论中出现了“围城中心”的奇妙转移现象：过去是以西方社会作为现代化的中心而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加入现代化的“围城”问题，今天则有很多人士对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充满了好感和赞誉之辞，提出所谓“北京共识”，宣传“中国模式”，甚至出现了“中美共治”等说法，表达了对于中国道路的复杂期盼。笔者认为，文化与现代化的“围城”都产生于社会价值的非中立性和多样性，不同的价值主体有不同的价值追求，也会有不同的价值评价。应当看到，“现代化围城”的漩涡移到中国尚为时过早，处于世界焦点之中的中国应当对自己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保持高度清醒的头脑，低调奋进，重在建设创新。“中国道路”仍然处于极为艰难的探索与创造过程之中：我们在搞的社会主义，既不是当年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也不是苏联、东欧的统一模式的社会主义 ，还不是其他一些国家仍然在坚持的传统社会主义；我们在搞的现代化，既不是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几百年里成功走过的现代化，也不是近几十年里“亚洲四小龙”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正在搞的现代化；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同于西方早期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同于二战后西方国家加强了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还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质与核心，就是要借助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借助于新科技革命的技术条件，在保存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等要素内在结合起来，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造，也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伟大事业，需要中华民族的共同智慧与努力。我们一方面要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心态继续向世界各国学习，也要敢于竞争，善于转化，善谋发展，切实走出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

　　自觉化解“中国难题”与恰当彰显“中国信心”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也积累和产生了诸多难题，形成 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难题体系。由于这些复杂局面的存在而产生了对历史的肯定与否定、对现实的认同与排斥，对未来的悲观与乐观等不同态度，形成不同的心态与群落，以各种方式影响到现实的决策与未来发展。尤其是其中的困惑与悲观心态妨碍着民众的政治与社会认同，造成了理想信念的迷失，消解着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妨碍着民族的团结与统一，甚至冲击着“中国信心”。在这种意义上，“中国自觉”首先是对于中国面对现实难题的充分认识与科学把握。各个时期的问题与矛盾集中的中国大地，时序交错，空间异构，问题交织互渗，带有很强的悖论性特点，可以被看做当前中国所独有的 “中国难题”。复杂的问题只能以复杂性的思维来应对和解决，需要复合式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来系统解决，需要超前的战略谋划与系统的可行性运作。

　　难题交织往往是人类文明革命性发展的重要契机。“中国难题”既是对于中华民族的智慧考验，也是提升民族能力的难得机会。在激荡疾变的世界格局中化解“中国难题”，提升“中国自觉”，需要政党的努力， 需要政府的努力，需要民众的努力。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也责无旁贷，应当在应对时代挑战的过程中发挥出自己应有的社会功能。

　　王振民：高等法学教育应和法律职业衔接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展，中国的法律服务业正在逐步向国外律师开放，中国的法律工作者也面对来自国外同行强有力的竞争和挑战。因此，大学法学教育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更好外向型的法律人才，是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

　　法学教育不应当仅仅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而应当成为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教育。法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法律工作者，而不是一般有教养的公民。学习法律应该被看做是一种职业教育，而不是一般的文科学习。而我国的情况是，一方面，法律职业对任何专业的毕业生都开放，培养律师不是法学院的“专利”；另一方面，法学院还要培养诸如行政管理人员之类的人才。这种矛盾正是法学教育的病根所在，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法学教育的性质。法学院应该是唯一可以培养法律工作者的场所。法学院培养的学生应该主要从事法律实务工作，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以培养法学理论工作者为目标。评价一个法学院应该主要以一个法学院开展职业教育的程度、其毕业生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如何为标准。

　　现在很多大学提出要建设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对于不同的学科，这有不同的含义。对于法学学科而言，研究型大学主要意味着教学方式的改变，教给学生分析法律问题、解决法律问题的方式方法，学会如何查找法律资料，如何做法律研究。建设研究型大学对于法学院而言，绝对不是要把法学院变成一个纯粹的研究所，而是要求法学院进一步改进教学，更好地以教学为中心，培养高素质人才。法学院的研究应该主要是为了提高教学水平。

　　除此之外，各个高校法学院都把教师发表的学术成果作为教师职称评定和考核的重要指标，这也是目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毫无疑问，这样必然导致教师会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教学就成为第二位的、次要的任务，大学法学院越来越像研究机构，本末倒置。而等这些年轻教师发表了足够学术成果，评了教授乃至“博导”后，他们又不再给本科生授课，只“带”硕士生、博士生。这样，法学院的教学尤其是核心的本科教学始终徘徊在比较低的水平上，始终是附带性的。因此，大学必须改变职称评定制度和教师的考核制度，要更多地强调教学工作的分量，尤其是核心学位项目即本科和法律硕士的教学，要求所有的教授都必须给本科和法律硕士授课。对于科研，并非没有要求，每年应该适当要求教师发表1—2篇创造性论文，强调原创性和质量，不要过分看数量。为了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法学院还应该建立教师带薪学术休假制度，使他们在每工作几年后可以到国外或者外校充实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中国的法律界和法学教育界已经意识到法学教育存在的这些问题。许多人正在就有关问题进行研究调查，一些改革方案正在进行或草拟中。如果说过去几十年是中国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的自由发展时期，那么现在应该到了认真进行检讨和反思的时候了。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如何在中国确立正规的法学教育制度和法律职业资格体制，并使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紧密地衔接起来。

　　施耐德：警醒市场化给学术研究带来的简单化风险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新的全球性趋势，就是印度和中国的发展，很多人将此称为印度和中国的崛起。他们在面对这种变化时，看到更多的是政治、经济方面。但我觉得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政治背后文化价值系统的挑战。

　　舆论中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够细致和具体，且对很多学术概念和思想过于笼统化。譬如“特色”这个词，如今在中国很流行，类似“我们和你们不一样”、“东方和西方不一样”的看法，但是我认为“特色”这个词不应该随便用。其实，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有很大差别，比如说德国和法国的现代化就很不一样。因为彼此加入现代化的趋势有早晚之别，自己原有的文化也各有不同，所以在具体的现代化过程中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手段，存在着不同的现象，甚至实行不同的政治体制，这些都是正常的。换句话说，现代化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在谈论一个概念时，我们不应该太笼统，或者过分强调特色，否则唯一的后果就是什么都不能讨论、什么都不能比较。特别是我们这些研究思想史，而且是从事近现代化研究的学者，更是要分得细，要看哪一方面不一样，有哪一种不一样，而不是用很笼统的概念来概括一切，要注意到各个方面的异同。比如，我们要特别注意中国近现代话语里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看法，其中有很多成见，例如认为儒家传统就是强调权威、不尊重人权，同时也要注意看到儒家中一些有关和谐社会的思想内容。其实，“儒家思想”这个概念本身就很笼统，因为“儒家思想”至少有儒家传统那一部分，也有与佛教比较接近的那一部分。

　　而且，由于市场化的影响日益加深，舆论甚至学术研究都有越来越简单化的趋势。举一个中国过去10年、20年儒家思想复兴方面很市场化的例子——于丹说《论语》。不管我们是否赞成她的说法，但是她对儒家传统的复杂性完全没有交代，她把儒家思想笼统化了。她所表达的立场，我个人觉得很符合现在的意识形态，这可能也是她很成功的原因。但是，她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此，而是在于她把儒家思想简单化得太彻底、太离谱了。这些都与市场需求有很大的关系。同样，一些反对这一趋势的人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他们往往过于简单化地将中国传统一概否定。当然，也许在市场的要求下不可能把东西讲得太详细。但对我们学者而言，细化、复杂化是学者的态度和立场，我们有责任把研究分得很细，而不能简单地将东方与西方用二元化的概念做简单地划分。

　　我们在抵抗市场化带来的简单化趋势这个问题上，基本上只能依靠政府资助和企业捐助这两种途径。当然，这本身会受到政府或商人的影响，但是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我们应该尽量平衡这两种力量，而且同时强调学术之自由与独立。中国与西方存在一定的差异：基本上，西方的学术界和知识分子完全依靠政府支持，政府一向很重视思想自由，所以限制不是很大。但这种情况在过去一二十年间也有一些改变，政府越来越注重实用性，逐渐向市场靠拢。研究经济的学者可能可以较容易地说服政府他们的研究是有用的，但是研究隋唐佛教史的学者就很难向政府说明他们的研究到底有多大实用价值。这是西方面临的问题，当然中国也有，但是中国和西方有一点不同，即中国有一个很长久的商人和地方政府捐助研究的传统，如中国很多大学能够得到香港商人的捐助。

　　另外，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在很多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们很难说今后会有哪些具体的成就，但是可以从过去的一二十年的进步中有所体会。过去10年与前20年或者30年比较，总体上已经自由很多，许多以前不能谈的话题现在都可以谈了。1978年以前中国思想史研究基本上是一个模式，现在变得非常多元了。在过去15年国学复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很多新的研究著作越来越意识到西方科学论述的优势以及这些优势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所带来的曲解，因为过去往往用西方的术语以及这些术语背后的理论来看中国，比如说宗教这个概念，很多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人把道教和儒家说成是宗教，这都是有问题的。但是今天很多进行思想史研究的人，他们在术语运用方面以及资料引用方面都很有价值。

　　举个简单例子，25年前，做近现代思想史、哲学史的学者，他们必看的书中十本有八本是英文的，还有至少有一本是中国台湾的。但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十本中只有两本是英文的，两本是中国台湾的，其余六本是中国大陆的。所以在整个思想史方面，中国的研究做得比以前好很多了。

　　陶文钊：2010年的中美关系

　　2010年我主要要做的事情就是完成现在承担的两个重点课题：一个是“美国思想库与冷战后的对华政策”；另一个就是与张海鹏教授一起编写《台湾史》。对于中美关系而言，2009年应该说中美关系的发展还是很平稳的。2009年是奥巴马上任之后的第一年，中美关系没有受到美国政局的影响，过渡得比较好。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对中国的访问也很成功，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既反映了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也反映了在不断变化的国际格局之下中美两国的地位。当然中美两国关系在平静的表面下仍然存在暗流，现在有媒体报道说，美国的一些军工集团拿到了台湾的军火订单，另外我觉得在2010年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也有可能会影响两国关系，因此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以及贸易摩擦问题会成为2010年人们关注中美关系的热点问题。但是我认为两国之间大的方向仍然会向好的方向发展。2010年的中美关系将会有两个重大事件。一个事件是胡锦涛主席将访问美国，上一次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是在2006年5月，时隔4年之后，这是胡锦涛主席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的第一次访问，这次访问一定会令人瞩目，一定会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第二件事就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第二次会议2010年夏天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世人瞩目的事件。在2009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第一次会议的基础上，我认为2010年的第二次对话会取得新的进展。所以2010年中美关系总体上会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在涉台武器和贸易摩擦上可能会有些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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