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东：新闻出版业体制改革将向报刊业深化

　　刚刚过去的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困难和挑战中也蕴含着机遇和有利条件。新闻出版业具有反向调节功能，在经济下滑的现实中，新闻出版业具有逆势而上的特点，这为创新文化体制机制、做大做强新闻出版业带来了机遇。因此，我们要抓住机遇，大力振兴新闻出版业，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作出贡献。

　　目前，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取得重要进展，已经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实力和竞争力的文化企业集团，文化产业规模逐步壮大，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同时，文化“走出去”步伐加快，文化进出口贸易逆差逐步缩小，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正在不断增强。2009年，我国新闻出版业总产值已达一万亿元，每天出版的报纸一亿多份，已连续8年稳居世界第一，新闻出版业在我国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新闻出版业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新闻出版业更要注重创新，加快转型步伐。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报纸、杂志、图书、网络等各种渠道，传播创新知识和创新理念，提供创新的信息服务。同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契机，大胆创新，进军网络出版、无线出版等新兴领域，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种类和更加丰富的精神食粮，为建设创新型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国有1.2万余种报刊，主办单位多达5000多个，2008年报纸全行业的年广告收入为342.67亿元人民币，期刊只有31.02亿元人民币。与国际著名传媒集团动辄上百种报刊、年收入几百亿美元相比，我国报刊业的规模不够大、产业集中度不够高。到2010年年底，图书和音像出版单位改革将全部完成，中央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工作则要在上半年开始。深化报刊业体制改革主要解决报刊社市场主体资格和集约化发展两个问题，要把依附于政府部门和其他单位的报刊出版单位转制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市场主体，通过改革和资源重组，还要组建若干大型传媒出版集团。

　　在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报刊业改革已有路线图、时间表和任务书，即将全面开始的报刊业改革要在坚持审批准入、主管主办、属地管理的原则下，通过今后两年全行业的努力，实现做强做大一批、整合重组一批、停办退出一批的改革目标。

　　总之，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呼唤文化的兴盛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推进，必然催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随着2010年新的征程的开始，我们国家必将走向更高水平的繁荣昌盛，新闻出版事业也必将更加繁荣昌盛。让我们抓住改革发展的重要机遇，乘势而上，结合实际，努力创新，为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李扬：2010年宏观政策——调结构和促改革更重要

　　全球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

　　对于目前的经济形势，理论界大致有三种不同的概括：一是“经济复苏”，确定经济已重回持续增长之路；二是“危机后”，认定危机业已过去；三是“后危机”，其主词仍是危机，强调当前仍处于危机过程之中，止跌回稳仅仅意味着阶段性调整。我注意到，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用后一种概括来判定当前的形势。年前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也明确使用了这个概括。

　　多数经济学家都赞同“后危机”这个谨慎的判断，那是因为，一方面，造成此次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基本上没有被根除；另一方面，危机中各国所采取的大量非常规的救助措施，其负作用正渐次显现。

　　导致危机的基本因素大致有实体经济和金融两大类。在实体经济领域，全球经济失衡以及与之互为表里的各国经济失衡问题、南北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有恶化之势；在金融领域，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疏远化”、金融监管严重滞后、货币政策效力递减、金融业治理机制扭曲等等，也基本上依然故我。

　　为了救助危机，各国政府近两年均以强力推出了大量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积极作用，是迅速止住了经济的下滑趋势，其负作用则是可能延长恢复的进程。这方面的表现，当推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天文数字的货币信贷投放、财政赤字严重恶化以及市场秩序全面崩坏等等，最为突出。

　　旧患未除，新忧又至，人们自然不敢轻言危机已经过去，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堪称老成谋国。

　　2010年中国的宏观调控：调结构和促改革更重要

　　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中国经济恢复的速度和质量无疑名列前茅。2009年“保八”已成定局，2010年保持大致相同的增长速度亦无问题。其根据有二：第一，从国内因素看，消费需求保持平稳向上，投资需求可以保持相当的强度，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从2009年的负数转为2010年的正数。综合起来看，国内因素当能保证2010年的国民经济沿着2009年的势头继续向上。第二，从国外因素看，全球经济已经企稳，尽管在短期内很难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终究回归了正增长的路径。据分析，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率在65%左右。基于这种联系，全球经济的企稳将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影响。

　　基于以上判断， 2010年中国宏观调控的格局以保持连续性为宜，但工作重点可以不特别关注保增长，而应把调整结构和深化改革置于首要位置。

　　需要认真分析2009年的货币政策操作

　　2009年，中国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和信贷扩张均达到创纪录的水平。人们习惯于认为，货币和信贷的扩张或紧缩，是央行的事情。这是一个传统的概念，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均已不甚适用。这里当然涉及相当复杂的金融理论，但亦可通过简单的现象予以说明：如果货币供应和信贷供应的高速扩张归因于央行的政策操作，则我们理应看到这样的情况：2009年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具有相当强的扩张性。但是，回顾这一年央行对“价格”调控手段和“数量”调控手段的运用，我们却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全面、综合评估央行在过去一年的政策操作，我们倒倾向于得出“中性偏紧”的判断。

　　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操作，却产生了相当扩张性的货币供应和信贷增长的结果，个中缘由值得认真分析。我们认为，长期持续且居高不下的高储蓄率，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最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近20年来，我国储蓄率一直呈上升之势。粗略地说，不断增加的储蓄，对内，表现为银行存款增加；在外，则表现为外汇储备的增加。这就是说，基于国民经济的高储蓄，即便央行不向金融体系投放资金，整个金融体系都不乏资金来源。这一点，与美国完全不同，在那里，若无央行投放资金，其金融体系将趋于干涸。

　　由于中国的金融机构一直不缺少依以发放贷款的资金，所以自20世纪末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一直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以至于在2007年和2008年危机发生之前，在所有的市场化调控手段均已使用且没有产生预期效应的条件下，为了控制银行贷款，央行不得已而启动了具有相当强行政管制色彩的信贷控制手段。

　　这里分析的政策含义就是，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的效力是递减的。正因为如此，在2010年的货币政策操作中，我们必须另辟蹊径。现在看来，大致的方向是：在保持传统宏观调控政策稳定的同时，我们应当透过微观层面并通过加强监管的手段来解决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

　　货币政策要与时俱进

　　传统的货币政策效力递减，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而且20余年来，这个问题是逐步恶化的。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社会为解决这一问题，先后进行过很多探讨，例如，提出了通货膨胀目标制、金融状况指标和更加关注金融稳定等等，但是这些探讨均未获得预期效果。

　　此次危机则更直接地宣判了上述所有的努力基本上徒劳无功。主要原因是，它们均没有直接针对导致传统货币政策效力递减的原因，因而解决方案并未脱出传统理念。在危机剧烈冲击下，一个新的概念，即“宏观审慎监管”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宏观审慎监管”概念意味着对传统宏观经济理论的挑战和发展，其基本逻辑和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

　　其一，由于金融自由化不断深化、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和金融市场不断扩展，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已经发生革命性变化，致使传统的货币政策已经不足以有效调控货币和信贷供应；其二，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以及基于此的货币政策理论严重缺乏微观基础，并忽视了监管的货币政策效应；其三，有效的货币政策操作，必须充分考虑市场的微观结构和监管的货币政策效应。所谓关注市场的微观结构，就是要从被监管对象的资产负债表入手，高度关注它们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和收益率、流动性、市场风险的敏感性等结构性指标，同时调整会计标准，以便更准确地反映非金融机构及金融机构的风险。所谓从监管角度来实施货币政策，就是要扩大监管范围、合理化薪酬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等，并将压力测试制度化。

　　洪安瑞：2010年人文社会科学展望

　　在中国近几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有两个主要趋势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全球化和中国化（sinicization）。从外部环境看，中国快速建立了全球范围内成功的、具有高度竞争力的教育和工业基础，同时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中也扮演着越来越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角色。从内部环境看，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在了30年高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环境和政治的负面影响上。自20世纪90年代起，这些关注催生出大规模的“修正运动”（revisionary movements），例如本土文化的复兴，其中包括对于儒家思想的重新评价，现代审美和意识形态追求与传统艺术学科的融合。在这种中国化的过程中，对于中国历史的重新评价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因为它为同质性的全球文化提供了唯一可能的替代方案。

　　人文社会科学已经要开始着手应对未来10年的挑战了，但是我们必须在两个层次上做出更大努力。首先，我们应该更透彻地研究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以跨学科合作的视角，追溯现代化的历史根源，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理解现代化的影响，包括明显的和暗藏的影响。无论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带来了不平衡和不平等。其结果之一便是，旧社会结构的摧毁和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与此同时，出现了新的社会结构以应对现代化带来的问题。科技创新、有效的法律以及国际和地方的行政机构等因素形成了一股合力，使人类能够对抗恶劣的环境损害和其他的公共危机。全球通讯系统使我们能够有效地进行跨国反恐和应对大规模流行病。这些方面都是社会科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其次，对地方社团的全面了解，将有助于我们评估各地产生的对现代化的特定文化回应，不管这种回应是大众性的还是精英性现象。文化生产者依靠先天的品质，比如敏感性、创造性和好奇、开放的头脑，去理解这个世界，或者用他们的思想去改变这个世界，最不可预知的、创造性的回应在他们的工作中是最先出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文学科更多关注连续性、持久性的审美价值，并不擅长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但是现在，我们需要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携手合作，这种合作可以持续不断地提高研究水平，从而使我们得以更好地进行研究。

　　由于现代性的多样性和人类之间的破坏性敌对，我们的未来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一种有效的机制来实现人与自然、各国人民之间以及社会中不同性别、阶层和代际之间的和谐与平衡。无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当前社会实践的观察者和报道者，都要从历史中学习，分析各种文化形式（包括文学、艺术、电影、戏剧、音乐等等），要鼓励新一代学者敢于向有利可图却无多大益处的主流知识产品挑战，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独立的研究路径。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人类真正的生存状况。任何有助于推动和平、减少敌对的研究都将受到欢迎。当前，许多领先的理论家都宣布，全球性危机已经逼近。如果人类对权力和金钱的追求不能与可持续发展协调起来，资本主义全球化将真正成为可能。我们不仅要摧毁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精神基础，也要摧毁它的物质基础。除了要执行各种有效的国际政治法律制度外，我们也需要关注人类共同的道德价值和标准的发展，推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在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方面的建设性对话，这是我们未来10年需要完成的一个重大课题。

　　叶嘉莹：新年多读好诗书

　　王国维以后，近百年来，西方的哲学、美学都有了很大的进展。王国维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我们还可以引申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不论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还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个时代所能见到的东西、所能够接受的东西用于我们的研究，使它更有开拓，我们就对不起这个时代。所以，这些年来，我就是想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把词学中古人不曾说清楚的道理加以说明。

　　至于说读国学、读旧诗有什么好处？我觉得，还是应该推溯到中国原有的传统。中国的诗，是言志抒情的，是表达作者的思想、志意和感情的东西，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所以，诗歌最重要的，就是带有一种感发的力量。诗人因外物而引起内心的感动，而他用言语把这感动传述出来，也使读者进入到同样的感动之中，这是中国诗歌一个宝贵的传统。经过几千年来历史的淘汰，凡是流传到今天的佳作名篇——那是经过多少淘汰才流传下来的——那些个作者，他们的思想、感情、志意、修养、学问等各方面，都分别有各自的长处。那么，当你读他的诗歌，你就会感受到他的作品强大的、感发的力量。你读他诗的时候，吟诵他诗的时候，你是自然而然地，不是受外在强加的教训，而是自然就受到他的感动的。所以，读诗对于培养一个人的性情、修养是有很好作用的。其实，像西方的接受美学家也承认这一点，像沃尔夫冈·伊瑟尔，他说，读书是让你更清楚地认识你自己，同时提升你自己。所以，读诗，读古典作品，你就在与古人的交流与感动之中，把自己的品格与感情提升了。所以，古典诗歌对于提升国民的品质，是有作用的。我们说，人性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你怎样引导，后天的熏陶、习染很重要。所以，我一向主张年轻人要吟诵古典诗歌。要把你自己的感受用声音表达出来。这种声音或者说音乐性，本身就是直接的、感性的。你要用自己的心灵，去体会诗歌的感情，给它声音，而不是去模仿一个老师的声音，或者抄袭一个歌曲的声音，如果是死板地模仿，那样你所记住的，就是歌曲的1、2、3、4，不是诗。把你自己的感受用声音表达出来，这个才是吟诵真正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在新的一年，希望青年人多读一些可以提升自己之品质的好书和好诗。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