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迎来了空前繁荣的阶段，但是，由于西方实证方法的引进，也让我们感到一丝隐忧。人文社会科学在面对一些重大的社会和历史问题的时候，往往并不能发表有价值的意见，特别是对于一些因后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而引发的重大问题，基于实证方法的研究结论往往与现实相去甚远。所以，在一个人们崇尚实证方法的年代，我们希望对它提出批评。

　　当我们认识社会现象的时候，马克思所提供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这一方法就是我们把握历史的基本方法，我们只有从历史发展在当代的成就中去回观历史的时候，才能看得更加清楚。这是由于社会与自然的不同所决定的，自然虽然是社会生活须臾不可离异的环境，甚至是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内容，但是，自然在严格意义上只是一个现象，我们认识自然时，恰恰认识的是自然这个现象，我们把自然一层层地剥离，是要一层层地深入去认识更深层的现象。也就是说，自然是无质的。社会则不同，社会是由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构成的，只有实现了对它实质的方面的认识，才能更好地把握它的形式。认识对象的不同，决定了认识方法上的不同。然而，在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那种在研究自然现象中表现非常优异的实证方法也被运用于研究社会。特别是在实证方法获得了话语霸权的时候，人文社会科学实际上是走向了没落。审视现今的人文社会科学，由于运用了实证方法，往往是在一些虚拟假设的前提下寻找例证，从而在制造了人文社会科学虚假繁荣的背后却使理论与实际相分离，成为在一切重大历史运动中都毫无用处的东西。

　　我们知道，发生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争论属于只有律师而没有法官的诉讼，在这个领域，如果有人想扮演法官的话，他肯定是最缺乏人文教养的人。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在纯粹的争论中行进的，在这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辩出个唯一性的结论。在实证方法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人文社会科学则不同，它要求有明确具体的答案，关于某一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但在某一个特定时期，也必须被接受，只要形成这个答案的推理或实验过程具有科学的合理性。结果，人文社会科学失去了人文精神，成了远离人的实质而似乎与人无关的科学。在实证方法的支配下，关于人以及人的生活环境的科学走向了反人性的方面，这就是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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