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王权大一统社会“家天下”，只有天下学、帝王学而没有国学。国学的出现是鸦片战争后传统文化对大举入侵的西学抵制、反击的结果。洋务运动派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发其端倪。迄今为止，“国学热”已经历了三次较大的浪潮。

　　第一次是20世纪20—30年代，在浓厚的复古色彩下有着沉重的历史担当。

　　国学概念出现于20世纪最初几年，“是晚清知识分子面对域外文化的冲击，起而检讨自己的文化传统所使用的语词”。当时由于“欧风美雨”破门而入，东西方文化剧烈冲突，一些具有文化担当意识的知识人士如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感于传统飘零、文脉将绝的现状，倡国学以激发种性的文化自觉。他们理解的国学，基本上是“国粹之学”和“国故之学”。

　　“国粹”这个概念来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本指民族性、民族文化精髓，即一国独有的、他人难以模仿的文化特性，后来更多的指承载着这种特性的物质产品；“国故”则指民族历史文化的一切遗产。如梁启超在1902年写给黄遵宪的信中，主张“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以“保存国粹”进而“养成国民”；章太炎以“独欲任持国学”为职志，多次举办国学讲座，其学问领域主要在于传统的小学和经学；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直接将国学定义为“国故之学”：“‘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马一浮则将国学直接定义为“六艺之学”。

　　可见，所谓“国学”，出身本低微，身份亦尴尬，是特定时代特定情势之下的产物，一开始就承担了难以承担的沉重使命——所谓发煌国学，实在是为传统招魂。当然，在逆潮流而动的表象背后，这些国学先驱者们的努力起到了反制全盘西化、凝聚民族精气神的作用。他们孤寂中的志向、苍凉处的自信，还是令人感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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