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明论的环境史观比较强调环境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和优越性，重视并提倡回归东方尤其是日本传统的环境观。这反映的是对明治时代以来流行的欧洲中心论和现代化史观的颠覆，但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新民族主义性，甚至有变相鼓吹和宣扬日本民族文明优越论的倾向。

　　文明论的环境史观通过研究人类文明与环境的关系史来给日本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寻找恰当的位置，这是日本环境史研究中最具世界视野和理论意义的部分。

　　“文明的生态史观”

　　早在明治维新提出文明开化的国策之时，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史学就传到了日本。后来，带有强烈现实批判性的文明论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而风靡全日本。福泽谕吉提出了“文明”、“半开化”、“野蛮”的分析结构，认为西方列强是文明国家，日本是半开化国家，而虾夷、朝鲜等就是野蛮之地。“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这种文明论在反映日本被“他者化”的同时又给日本制造了一个“他者”，为日本自身脱殖民化和对其他地区进行殖民化提供了理论基础。战败后日本的处境从文明论视角看大体上没有变化，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及高速增长，日本学术界掀起了重新给日本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定位的热潮。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梅棹忠夫提出了“文明的生态史观”。他认为，日本文明并不是西洋文明的一个变种，日本近代化的成功也不是因为模仿了西洋文明。他从生态学理论出发把欧亚大陆的文明分为第一地区（边缘的温带森林地区，包括日本和西欧各国）和第二地区（中心的干旱地带，包括旧大陆除日本和西欧之外的地区），认为与第二地区在古代的辉煌和现在的专制不同，第一地区是当今世界最为发达和民主的地区。同属第一地区的日本与西欧文明也是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下“平行并进”的。在梅棹看来，“历史就是人与土地相互作用的结果，亦即主体环境系统自我运动的结果。在决定这种运动形式的各种主要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自然因素。而自然因素的分布，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它表现出几何学的特征。”梅棹作为一个生态学家，并没有受日本历史学界一些传统成说的束缚，提出了世界文明演替模式之不同关键在于各地生态之不同的观点，为后来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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