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步所长，您好。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第一阶段已经圆满完成，请您谈谈进行共同历史研究两年来的感受。

　　步平：我想先谈一谈中日两国进行共同历史研究的初衷。历史认识问题长期以来是影响中日关系顺利发展的一块绊脚石。战后，日本一部分右翼与保守势力否认侵略事实、回避战争责任的态度伤害了受害国人民的感情，而这种态度由于部分日本政治家不负责任的言论及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而被放大。这与整个东亚国际关系的发展是不协调的。其实，中日战争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而中日早在１９７２年就实现了邦交正常化，１９７８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在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两国都面临着建设和平安定的东亚的任务，需要解决阻碍历史前进的问题，不能让那种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言行继续破坏东亚国际关系的发展。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其实是希望通过中日两国学者间讨论历史认识的尝试，进而对沟通两国民众间的感情、建立稳固的东亚各国间的关系作出努力。

　　记者：多年来，中日历史问题严重影响了双边关系，但是历史问题似乎不仅仅体现于政治层面。

　　步平：所谓的历史问题，实际上表现在政治判断、民众感情和学术研究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相互交错，严格把握其界限并不容易，因此中日历史问题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比如，上述日本一些政治家的言行当然会伤害民众的感情，感情的恶化则反过来影响政治关系，导致问题的复杂化。又比如，包括南京大屠杀中确切的死亡人数的统计，本来是需要实证研究解决的学术层面的问题，但由于有人鼓吹“南京大屠杀虚构论”，激起了战争被害人的强烈反感，又影响到中日关系的政治外交层面，结果学术研究不能排除感情因素的影响甚至政治化，所以就不可能冷静地进行了。

　　我们需要厘清这三个层面的关系。把政治层面的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问题思考，就会被导入无休止的争论。期望通过经院式的讨论缓解民众情绪，也不现实。但对于从学术问题衍生出来的涉及政治或感情方面的历史认识问题，学者需要从学术领域进行研究，注意不要使这些分歧扩大到两国民众的感情层面，更不要转化为政治问题。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目的首先是解决学术层面的问题，然后再去影响政治与民众感情。政治判断的正确性与准确性有赖于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而民众的历史记忆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历史教科书和媒体，两者的正确与准确，也源于学术研究的科学。虽然战争的直接经历者的记忆是民众集体记忆的根据，但是这种记忆有点淡化了，毕竟已经过去很久，参加过战争的一代人很多都不在了，他们的战争体验对后代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当代人关于战争只有抽象的概念。对战争的抽象认识容易将下一代引向误区。学者需要做的首先是把比较健全和准确的知识呈现出来，建立共同历史认识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政治和情感层面，是和平与发展的目标所提出的要求。

　　记者：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

　　步平：前面已经说过，历史问题存在于政治外交、民众感情和学术研究三个层面。政治外交层面，需要通过严格遵守中日间几个政治文件的原则来解决。学术研究层面的问题，通过两国学者遵循学术规范的共同研究也能够得到一定的解决。而在解决比较复杂的民众感情层面问题的时候，学者间的共同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学术研究在确认历史事实，即实现历史事实的共有的方面如果有进展，就为民众间的相互理解打下了基础。只有在共有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具体到中日历史的问题，比如日本民众一般是从战争被害的角度认识当年战争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不了解其他国家民众的战争被害实情。而学者的责任是将那些情况告诉民众。从这一角度看，共同历史研究就是要促进中日两国民众在历史问题上的相互理解。

　　有人认为，同日本学者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就等于承认了他们的观点，就是中国学者的失败。这种认识是很偏激的。共同历史研究是在学者间提供一个安静和冷静的空间，听取对方的意见，阐述自己的主张。这些年来，我们常常讲“要在学术上展示中国气派”，“要争取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这里的“话语权”当然不是“自说自话”，如果没有讲话与对话的环境，又何来“话语权”呢？

　　此外，共同历史研究在客观上也拓宽了学者观察、思考与研究国际问题的视野。这些年来，中国的历史学一直在强调“从中国看世界”与“从世界看中国”的两个角度，有的历史学家还早就提出了“全球史”的观察角度。这是针对我们习惯了的从本国的角度观察世界和历史的视角。当我们跳出单一的国家的视角来研究历史、观察世界的时候，可能会认识一个新的以往并不了解的世界。扩展视野对于国际化程度越来越深入的中国是十分必要的。共同历史研究在这方面也可以说是一种尝试。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