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前，美国国务院官员乔治·凯南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其经典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在凯南看来，分析美国当时的头号劲敌苏联之行为逻辑，应当成为美国制定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之一。通过对苏联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经济效率和对外政策的分析，凯南充满自信地认为：美国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而且不必通过一场全面的军事冲突而是通过一种和平的手段来解决。解决的主要途径，便是和其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苏“遏制”政策。

　　崛起的中国必须认识美国

　　凯南写作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成为拥有全球一半以上工业产能的世界超级大国。凯南乃至美国整个决策层，关心的是谁会成为美国霸主地位的挑战者以及如何应对挑战。6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和所面临的问题与当年的美国不同，中美两国之间关系的性质也迥异与彼时的美苏关系。然而至少在一点上我们和凯南的处境有类似之处，那就是在当今国际政治的舞台上，美国作为中国在当今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最主要的博弈对象，我们必须聚焦并探究其行为根源，并以此作为在全球大棋局中进行博弈的战略依据。

　　同凯南探讨苏联行为时所持的理念一样，我们认为美国这样的国家之行为是有规律可循的。此说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作为可以被“人格化”的国家，总体而言它的行为是基于理性计算的选择，因而是可描述的、可理解的和可预期的。

　　当我们讨论行为的时候，要考虑到几个方面：第一是行为者的动机、偏好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第二是各种动机或欲望实现的过程；第三是在约束条件下或者是约束条件发生变化后，行为者的行为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对美国的研究也是这样，首先考量这个国家的动机、偏好是什么，然后关注这些动机和欲望实现的过程，最后看条件发生变化之后，它会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这个一个基本的行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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