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亨廷顿所称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逐渐展开，南欧、拉美、非洲、东亚等地区的专制与威权统治纷纷发生转型，由此诞生了许多新生的自由民主国家。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有一些经过几十年的运转而逐渐巩固下来，而另一些则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甚至发生民主崩溃而重新返回威权统治。许多政治学家鉴于历史事实，开始思考这些国家民主巩固的前景，反思和总结以往民主转型失败与民主崩溃的经验教训。以林茨（Juan J. Linz）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重大问题，考察不同政权组织形式（总统制、议会制、混合制）的选择与民主巩固的关系，并促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术争论。

　　政体形式与民主巩固无必然联系

　　随着政体形式与民主巩固关系探讨的深入，许多学者开始超越政体形式本身来思考民主巩固，他们认为：民主巩固实际上与总统制、议会制、混合制等政体形式没有太大关系。李普塞特（Seymour M. Lipset）就指出：采取总统制或议会制，对于民主巩固并无明显影响，总统制与议会制都有民主巩固与民主崩溃的案例。传统的外生性（Exogenous）观点往往从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国家大小、地理位置等方面探讨民主巩固的影响因素，最近则转向关于军事专制的历史遗产与民主巩固之间关系的探讨。

　　柴巴布认为，民主转型前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征（军事专制抑或文官专制）是影响民主巩固的主要因素。数据显示，军事专制之后的民主要比文官专制之后的民主更容易死亡，其比率要高出70%。军方一旦进入政治领域，往往难以控制，随时都可能推翻民主政府与民主体制。而且，这种军队对政治的干预具有历史继承性和延续性，一旦出现第一次，就会产生路径依赖的效应。这是许多新生民主国家难以实现民主巩固的最大原因，而总统制与议会制的政体形式仅仅是一种表象。总统制民主崩溃的频率之所以高于议会制，是因为近现代的总统制国家往往具有军事专制的历史遗产，军事专制与总统制的关联，是一种历史偶然性。

　　民主巩固需要政治家的能动性

　　尽管民主巩固是多种因素混合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转型国家就只能静静等待历史的裁判而无能为力，政治精英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影响历史的发展，为民主巩固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外部因素往往是难以选择的，但是对于政治制度而言，处于民主转型之中的政治行动者却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他们完全可以构建一个能够更加适合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制度体系，这也是政治家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林茨所言：“宪制创新并不必然十全十美，但如果囿于既往经常失败的制度而逃避变革，必定将错失历史赋予的机遇。”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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