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认为话语行为包括的三个要素是：说话者、话题、听者。

　　从宏观的历史状态来说，我们可以假设，历史是沿着从独语者到对话者再到同一话语者的方向演进，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历史趋势是现实的。

　　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哲学家约翰·L.奥斯汀提出了“话语行动”理论，从哲学角度解释了语言交流的本质，指出“说话本身就是一种行动”这一命题。也就是讲，说话者在说话时，并非总是在陈述某件事情，而是在做某件事情。说话和行动是一回事：说话就是在做某件事情。这是奥斯汀“话语行动”理论的核心含义。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认为话语行为包括的三个要素是：说话者、话题、听者。说话者和听者归根到底是个身份的问题，而话题既涉及到话语的内容，也不可避免的涉及语言问题。身份本身是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它可以使行为者产生行为动机和行为特征，话语的内容实际上是受话语身份影响的，因此，我们可以将话语行为分为话语身份和语言系统这两部分。

　　根据话语者之间交往的程度，我们可以将话语身份定义为：独语者、对话者和同一话语者这三种理想的状态。对于独语者来说，它只面对一种话语，对国家来说，它就是话语的霸权国， 在独语者的身份下，国家表现为不了解外部事物或不愿意了解外部事物，不想与外部事物发生太多交往。从独语者到对话者，意味着国家有对话的意愿、尊重对话规则、信任对话活动，从对话者到同一话语者，就意味着话语者之间能够完全认同相同的语言系统，能够产生同样的意义世界。

　　当今的大多数国家都有对话者的特征，欧盟的发展则说明了同一话语者的身份也会成为现实。从宏观的历史状态来说，我们可以假设，历史是沿着从独语者到对话者再到同一话语者的方向演进，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历史趋势是现实的。但是具体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过于理想化的状态是不存在的，国家的这三种话语身份会由于暴力、财富、整合力这三种不同性质的物质限制共同起作用而同时存在。

　　比如清朝前期，由于中国强盛的国力而可以维持闭关自守的独语者身份，但到了清末，由于国力衰退，不得不与外国发生战争，并被迫打开国门成为对话者，甚至完全接受西方的条件成为被迫的同一话语者。因此话语身份的改变既可能是自愿的主动的，也可能是被迫的。另外，话语身份的改变是在反思中进行的，话语身份一直是历史演进中一个相对时期的概念。物质限制只是话语身份维持和改变的必要条件，只有在历史的反思中，话语身份的维持和改变才是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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