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结束有些日子了，通过这次会议的前前后后，我们可以看清一个发展趋势，那就是作为一个快速崛起的国家，我国的外交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这里既有机会，也充满了挑战。这次多边外交和首脑外交成功地展示了我们掌握机会、应对挑战的外交能力。

　　外交是一国运用其力量执行对外政策、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际正义的行为。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国力与外交两个变量之间存在这样三种基本情况。

　　首先，实力超强的国家不需要外交，这是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的判断。历史上强大的帝国就是如此，“帝国无意在某个国际体系中运作，它期望把本身建立为一个国际体系”。外交的艺术在于妥协，实力超强的国家不需要妥协，只需给对方国家开列接受的条件。冷战后的美国曾一度自认为是“孤独的超级大国”，罗伯特·卡甘在《天堂与权力》一书中就对欧洲求之于外交的软弱嗤之以鼻，结果反而是美国四处树敌，导致布鲁斯·琼斯等人在《权力与责任：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一书中感叹，美国至少白白丧失了海湾战争结束和全球反恐两次绝好的建立世界领导权的机会。

　　其次，相反的情况是，没有实力的国家也谈不上外交。常话说“弱国无外交”，当年北洋政府就曾面临这种屈辱的遭遇。稍强一点说，弱国充其量只能搞“手腕外交”，就像拿破仑战争后的法国，只能启用四朝元老塔列朗，靠外交手段来避免自己遭宰割的命运。

　　最后，实力不强不弱，或者说实力处于下行或上行通道中的国家最需要外交。历史上，依靠外交手段来力挽国力衰退的例子是奥地利的梅特涅，凭借梅特涅的纵横捭阖，已无力跻身欧洲一流大国竞争行列的奥地利在19世纪前半期还是享受了大国待遇；相反的例子是1871年统一后的德国，为了巩固普法战争的胜利果实，俾斯麦为实力快速增长中的新德国苦心积虑地营造了一个复杂的同盟体系。20世纪在亚洲崛起的日本也是如此，通过外交努力，日本设法防止了其他大国在日俄战争中站在俄国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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