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的曹操，作为历史名人，其“生”与“死”向来备受关注。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个人性格的缺陷及处事的失察，就免不了使其形象受损。长期来，人们受传统史观的支配，加上世俗的偏见，对曹操的评价可说是“毁誉参半”。近期曹操“高陵”的发现与发掘成果一经公布，再次使这一久有的历史话题升温。那么，对过去“盖棺未能论定”的研究作一检讨，对今后的探讨引出启示，也实属必要。

　　对曹操墓发掘和成果本身的释疑

　　曹操墓地的所在，过去流行几种说法：在邺城西的“七十二疑冢”中、在漳河河床底下、在安徽老家亳州、埋在许昌、出殡时从邺城的四门抬出真假棺材而不知去向……

　　以上说法并不可靠，或早为事实所否定。所谓“七十二疑冢”，指的是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15公里处邺城故都遗址，从讲武镇至磁县一带即“西原”。那里确实是墓冢累累，森然弥望。但在晚清年间，灾民曾挖过的是齐王陵、齐高阳王湜墓。民国初年，盗发疑冢的墓志也表明多为北魏、北齐时代的王公要人。20世纪80年代，考古探明有134座大墓，证明那里实为东魏、北齐的帝王和皇族墓葬区。

　　安徽亳州市曹操家族墓地，有近60座东汉墓，已清理发掘出曹腾、曹嵩、曹炽、曹胤、曹鼎、曹鸾、曹勋、曹水、曹宪等人的墓葬，并没有曹魏时期的帝王墓葬。

　　许昌虽然曾经是汉献帝之都，但曹操不可能埋在那里。从四门出殡之说，显系无根据的猜想。至于曹操墓在漳河底下，则是清代褚人获在笔记小说《坚瓠续集》中离奇的编造。1997年，拍摄影视时我去过那里，漳河滔滔，瓦砾遍地，谁有能力排水、筑墓，再以水灌之？

　　当安阳西高穴大墓被确认为曹操的“高陵”之后，这次质疑之声首先来自一些学者。因为社会上人们对“权威”的信任，容易引起定向思维也并不奇怪。在这里，他们主要有以下两个疑虑。

　　一个是铭刻“魏武王”的石牌和石枕并非发掘品，而是从盗墓分子手里缴获的；另一个口头流传而不便于在桌面上或形诸文字的话是，那一方人惯于造假，不光在日常用品上，就连从人文景观到自然景观也能忽悠人。

　　对前一说法，我以为来自不了解全部真相。刻“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共有8件，其中仅有一件是追缴品，其余均为发掘出土，而且形制、作风一致。如果是伪造置入者，没有可能、也无必要，临时作伪绝无人敢于冒险。对此，安阳方面也作了说明，无需赘言。

　　对后一说法，我以为不可以偏概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是省一级考古研究的权威单位。作为考古同行，我认为他们田野工作是扎实的，结果是可信的。对此，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从发掘前后的两次论证到发掘成果的推出，也都体现了慎重的态度和严谨的科学作风。

　　安阳西高穴大墓被确认为曹操的“高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考古专家们曾给出“六大证据”。我以为是成立的，这也是我们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与出发点。在这里，我要补充说明的是下面的话。

　　“高陵”石质文物上的铭文，绝不是曹操生前的刻字，而是殡葬期间曹丕所为。道理很简单，今人除在自己的书籍、绘画、信札上加盖记名的印章之外，有谁在日常用品、工具、武器上刻写上“某某人常用”的字眼吗？以今况古，情况相同。况且刻“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矛”者，并不是戟，也不是矛，它只是一块加工了的石头，并非真实的武器，是没有格斗功能的。我以为它的作用，只是一块“说明牌”。因为铁质的真武器或者没有，或者早已被盗墓贼掠走，就只剩下了“说明牌”。而这些“铭牌”和盗墓贼看不上眼的那一块石头——“慰项石”，正是曹丕留给后人判断墓主的凭据。再以刻文而言，其书体正是东汉隶体向魏楷过渡时演化出的“八分书”。“铭牌”书写严谨，带有更多魏体的韵味；“慰项石”飘逸潇洒，则留有“汉三颂”的余辉。但这些铭文的书体特征则具有一致性，显系同一时间完成。这就为墓葬的断代提供了又一证据。

　　从大节着眼，恢复一个真实的曹操

　　曹操是个什么样的人？在晋初陈寿编著的《三国志》一书里有传。这是一部可信的正史，但失之简略。后由南朝宋裴松之作注，增补史实，成就了一部完整的“不朽”之作。而过了900年左右的时间，元末明初的罗贯中综合民间长期演化着的传说、戏曲与话本，写成了故事性极强的《三国演义》，这便使得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周瑜等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小说中的曹操则成了乱世的奸雄，已经同历史中的曹操相去甚远。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出身于官僚世家，其父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20岁举为“孝廉”（即孝敬父母、办事廉洁的意思），后至“议郎”（见习性质的“郎官”）。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跟随皇甫嵩镇压黄巾起义，拜“骑都尉”，因军功升为“济南相”。这时东汉王朝衰败已极，权臣专政，贵戚横行，曹操称病回乡。后讨伐挟持汉献帝的董卓，任“东郡（今河南濮阳）太守”。献帝初平三年（192），再次打败黄巾军，得叛降者30余万人，挑选精锐，组成“青州兵”，力量由此壮大。建安元年（196），汉献帝逃离长安返回洛阳，曹操迎之于许昌。控制小朝廷，封“武平侯”，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在许下募民屯田，进而军屯，并兴修水利，对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建安二年（197）击败袁术，第二年杀吕布得徐州。官渡大战败袁绍，至建安十年（205）完全铲平袁的残部，得冀、青、幽、并四州，基本上统一了黄河流域。建安十三年（208），进位“丞相”。南击刘表，得荆州。同孙权、刘备的联军大战，败于赤壁，从此在中国版图上形成了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建安十八年（213），曹操进封“魏公”，二十一年（216）进爵“魏王”。二十五年（220）病死洛阳，葬邺之“高陵”，谥“武王”。同年，曹丕称帝，追谥为“武皇帝”。

　　对如何认识曹操，即历史评价问题，我在这里不准备全面展开，只想就以下三个争议较大的问题介绍一下情况，供人们思考。

　　第一，镇压农民起义问题。

　　东汉后期政治腐败，人民困苦，阶级矛盾尖锐化。自安帝起，农民就起而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到灵帝时，终于在184年爆发了“遐迩动摇，八州并起”的全国性的“黄巾大起义”。东汉政府对黄巾军的镇压，是整个地主阶级统治者（外戚、宦官和官僚集团）大联合的反扑。北地太守皇甫嵩和朱儁被任命为左、右中郎将，率主力对付直接威胁洛阳的颍川黄巾军。交战后，政府军败退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骑都尉曹操援军赶到，经过激战，黄巾军惨败。192年，曹操在济北（今山东长青南）打败青州黄巾军，收编30万人。最后，“黄巾大起义”失败了，虚弱的东汉王朝也苟延残喘地等待着自己的末日。曹操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也必然以其军事指挥才能为这个统治集团服务，这也是他的政治地位使然。如果说曹操是在镇压黄巾起义中发展成一股割据势力的话，如此起家的岂止他一人！像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刘焉、刘备等，哪个不是豪强地主的代表人物？而又有哪个不是配合官军围攻起义军，或是利用黄巾起义造成的形势发展成一方割据势力的？

　　第二，北征乌桓问题。

　　东汉末年，东胡别种的乌桓（又称“乌丸”）占据辽西、上谷、右北平三郡，各自称王，常侵扰北方四州，“杀略吏民”。乌桓蹋顿“总摄三王部”，并跟袁绍要好，曾帮袁攻灭了公孙瓒。官渡之战后，袁绍退回冀州不久就病死，而他的儿子袁尚、袁熙又投奔了乌桓蹋顿。曹操北征乌桓，完全出自战略的需要。既要彻底消灭袁氏势力，又要统一三郡。在白狼山（今辽宁凌源东之布虎图山）一战，曹军大胜，并把乌桓俘虏去10余万户的汉人和幽、并二州的乌桓万余“落（乌桓户口的基层单位）”迁入内地，促进了乌桓人同汉族逐渐融合，这对巩固北方社会秩序、使人民生产与生活获得安定有着积极的作用。

　　第三，“挟天子以令诸侯”问题。

　　关中遭董卓之难，行旅断绝，长安城周围几十万户居民死于战乱，城中已是白骨委积、臭气冲天。汉献帝逃回洛阳，面临的也是“宫室烧尽”的残破景象。各州郡牧守都在拥兵自重，断绝纳贡。整个中国的局面可以说是群雄割据，军阀混战。像袁绍据冀、青、并三州，曹操据衮、豫二州，公孙瓒占幽州，陶谦占徐州，袁术占扬州，刘表占荆州，刘焉占益州，孙策占江东，韩遂、马腾占凉州，公孙度占辽东。刘备没有固定地盘，逼得到处投靠。这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之间，兼并战争不断，使得生产凋敝、百姓涂炭，中华大地出现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集》）的惨状。汉献帝的小朝廷，远远没有控制政治局势的能力。在这危难之际，曹操挟持穷途末路的皇帝，迁都许昌，以武力削平北方群雄，力图进而统一中国，结束长期战乱，还百姓以安居乐业，这不也是顺乎历史潮流吗？

　　复杂的性格带来蒙尘的后果

　　《三国志》作者陈寿对曹操的评价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这主要还是从结束“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的局面着眼的。其实，赤壁之战后，他在北方扩大屯田、兴修水利、奖励农桑、重视手工业、安置流亡人口、实行“租调制”，从而使中原社会渐趋稳定、经济出现转机，其历史功绩应该是不可抹杀的。另外，不重门第、广招贤才，也是博得人们赞许的。

　　但是，曹操毕竟不是、也不可能是完人。其阶级立场、豪强利益与性格因素，还决定了他残暴冷酷、阴险狡诈的一面。为保证兵源，实行世世为兵的“士家制度”，为报徐州牧陶谦士兵杀父之仇，引兵东征，“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出于嫉妒，罗织“招合徒众，欲规不轨”（《后汉书·孔融传》）的罪名，竟残忍地杀害了“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全家，连收尸的人也不能幸免。还对许攸、娄圭、崔琰、边让、华佗、杨修、荀彧等名流，都是以言论罪杀死。其人品比起同时代的孙权、刘备等风云人物来，口碑甚差。那么，曹操杀害正直敢言的文人学者，遭到时人和后人的恶评就不足奇怪了。

　　文人的一支笔，如受情绪化的支配，是褒是贬，往往就会成为难以抹去的历史印记。曹操的遭遇正是这样。

　　历史的“超世之杰”一变而为“白脸奸臣”，这分水岭是在宋朝，原因同“政治导向”有关。在此之前，曹操还是作为正面形象给予赞颂的。但宋太祖赵匡胤发动的“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又演出了一场“杯酒释兵权”的闹剧，随后又采取一系列“重文、轻武、防内”的措施，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那么，后周的“叛臣”成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反过来要求臣下绝对“忠君”，他怎么能允许出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发生呢？于是，从宋代汴梁城的说书人、话本，到一些文人雅士，特别是理学家朱熹倡导正统思想的言论一出，曹操的正面形象就被严重地歪曲了。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罗贯中，在写《三国演义》时，尊刘抑曹，故事化的结果给人们直接洗了脑。明清以来，推崇“节义”，“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成了人们结交的道德标准。关羽作为典型，从“关公”升至“关帝”，立庙供奉。从都府县邑到荒僻乡村，无处不敬“关老爷”。关羽和曹操，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忠、奸分明。“高台教化”的结果，使历史的曹操与人们越来越远。

　　今天，当我们面对安阳曹操墓，再引出曹操的话题时，不能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史观看待他和所有的历史人物。评价时，首先应该看他们的行为符合不符合历史潮流？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的利益是否有利？其次也要分清主流与过错的界限，既不可责备求全，也不应跟风一边倒。曲折的历史，既成的事实。正确的舆论导向应该是，把历史的曹操同艺术化了的曹操严格区别开来。

　　而曹操墓的发现，多方质疑说明国民意识的增强。那么，以此为契机，通过曹操提倡“薄葬”又身体力行的事实，学会历史的、辩证的、客观的看待历史问题，也十分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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