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年底，有一次我和著名秦汉考古学者焦南峰研究员交谈，那时他刚参加完对安阳西高穴大墓的考察和论证，他对我讲述了大墓的基本情况和他的判断，该墓葬的一些特征引发他对该时段陵墓制度因素演变过程的强烈兴趣，听了他的介绍后，我对该墓的判断也和他一样。其时我正在西北大学开设《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课程，在大墓消息发表前我就在课堂上对同学们转述了这一信息，从同学们对这一发现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兴趣看，对考古从业者而言，这一承前启后考古发现的意义是填充了一项时代空白，而这种补白符合我们的学科预期。

　　曹操高陵的发现、发掘以及确认，在社会上引发的巨大轰动与激烈争执出乎考古学界的意料，而这一消息在业内并没有引发实质性的争议，我想其原因是就现有的发掘资料而言，西高穴大墓的墓葬形制、墓室结构、出土器物等资料，基本符合考古学者心目中对汉末三国时期陵墓制度的认识和了解，其地理位置尤其是多件“魏武王”字样石牌的面世，无疑使得大家相信该墓的主人几乎就只有曹操一个人可以对号入座。

　　正统化情结是古代文人心目中挥之不去的纠结。虽然曹操本人的政治远见使他拒绝了部下劝其加冕称帝的愿望，但两宋以后他还是遭到文人们无端贬低，尤其是《三国演义》流传后。而且这一影响已经不限于民间，即使在所谓的学者圈内也留下很深的烙印。假使当年的曹操在部属的鼓噪下，一时头脑发热过了把皇帝瘾，那么曹操在古代学者们的心里会是一种什么形象呢？曹操统一北方后的所作所为，其历史贡献，包括一定程度的政治清明、经济的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等等，恐怕都会有更多负面的评价。高陵的出土文物，证实了曹操其人有着通达的个人素养，他身体力行开一代丧葬风气之先，一扫两汉以来奢靡的丧葬习俗，在魏晋南北朝300多年的陵墓制度中、文化的时代性上，不经意间我们都可以随时看到曹操主政期间建安文化的影子。就此而言，曹操的贡献其实并不仅仅局限在丧葬制度的节俭上，在社会文化特质的重构上更是居功甚伟，曹操的作为，影响了其后时代社会文化进展的路径。

　　近十年来，困惑考古学界的一大课题是东西两汉帝陵之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尽管西汉的前期和后期，帝陵制度本身也发生着变化，但和东汉帝陵比较的话，这种差异既不是量上的，也不是时代发展变化上的，学者们发现两汉之间的变化是质的区别，从纯考古学意义上讲，这种变化是考古学无法解释的。

　　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导致这一差异是文化特质上的原因，也就是影响东西两汉社会发展的主流文化特质发生了变化。而什么样的文化特质才能有如此这般的能力？是儒学。这种儒学，不是春秋战国的儒学，也不是两宋之后的儒学，而是自西汉后期形成的汉代儒学。汉代儒学在安汉公王莽、大儒刘歆等人为代表的儒生群体改造下，通过办学等途径，使汉代儒学以前所未见的成效得以推广，并最终成为被社会各界接纳和认可的文化，王莽在其中的贡献无人可匹。

　　当然，王莽在政治上是失败的，他所推行的治理社会的一套综合措施也有为人诟病的地方，并且也确实存在着理想化的书生气。而我觉得他最大的失败还不是这些，使他成为千夫所指的是因为他“篡汉”，在这一点上他不如曹操聪明，王莽缺乏政治智慧。正是如此，王莽遭到彻底的否定，包括他在真正意义上使儒学成为全社会的行为准则的历史贡献，而这奠定了东汉社会的文化思潮，也是造成东西两汉在文化特质上显著差异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方面来探讨两汉帝陵的差异，可能是一条合理的途径。

　　从摄政开始到新朝的构建，王莽在影响社会发展的二三十年间，殚精竭虑执著的一件大事就是托古，这不仅在礼制上，还在社会行为上。事实上我们发现，不论是王莽时期还是东汉以后，学者们对先秦和西汉的一些名物制度往往意见相左，并且还各有所据，而追本溯源的话，问题往往出现在东汉，正是由于东汉儒生按照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的东汉社会现实来注释先秦文献，乃至记述西汉往事时，才会出现不合理的偏差。比如自先秦以来古代社会中最重要的建筑形式、蕴涵丰富政治文化内涵的阙和观，直到今天诸如《辞海》等一类的权威著作，还是把这两种先秦时不论是形态还是功能都完全不同的建筑物当做同一建筑对待，长久地、实实在在地误导了我们。经过研究，我们发现造成我们误入歧途的正是从东汉儒生开始注释先秦文献开始的。

　　经过汉代儒学重构的东汉社会，在方方面面和西汉相比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是，王莽究竟托的是什么样的古，所托的《周礼》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东汉社会，这些和我们考古所发现的遗存之间是如何关联的。从东汉开始直到当代，人们对王莽其人其事基本上是全盘否定的，这包括这个非常特殊时期的文化特质，因为我们基本上没有就王莽时期的文化进行过认真和理性的分析。

　　秦始皇、王莽、曹操，如果可能的话还需要加上隋文帝杨坚，以他们为代表的四个时期其兴也迅乎，其亡也迅乎。对仅有15年历史的秦代以及开创者秦始皇，我们的评价还算公允；对有着30余年历史的隋朝及其创建者杨坚，我们的评价还算客观。唯独对仅有15年历史的新朝及其缔造者王莽，因为“篡汉”，因为短命，我们在倒掉洗澡水的同时也倒掉了孩子。

　　曹操高陵，尽管屡经盗掘，但劫后余存的文物和形象的墓葬形态，为我们研究汉末三国时期陵墓制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同时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更加深入认识曹操本人创造了一个新的契机。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