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乡愁”，只是承担了塑造国家认同功能的摩登都市在遭遇到现代性的危机之后的焦虑转移，乡村成为文化想象中的“那里”和“过去”。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里说，“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历史的层面上，正是19世纪后期，现代性的各种负面症状日渐显露出来之时，“西方人开始热衷于发明传统，产生了所谓‘有意的乡愁’。说它是‘有意的’，是说它并不关心与过去的对话关系，并不关心去接近本原，而只表示对现代性种种举措的一种反弹和自卫……不仅欧洲是这样，东方的中国和日本也是如此。”（张汝伦，《乡愁》）而在中国情境中，这一反应更强烈地出现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

　　张艺谋在谈及他对《我的父亲母亲》的理解时说，“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为物质利益奔忙是很现实的，人们的想法中，有很功利、很商业的部分，这些部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在逐渐扩大，正是针对这种状况，我想在世纪末拍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这是我们对今天商品物质社会不断发展的一种想法。”不过，这里的“商品社会”更多的是中国城市状况而不是他在影片里制造的农村状况。就在拍摄“当时”，中国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两倍，但消费总量仅为城市居民消费总量的91%。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正如王德威所说的，“乡愁是乡下人消费不起的奢侈品”。所谓“乡愁”，只是承担了塑造国家认同功能的摩登都市在遭遇到现代性的危机之后的焦虑转移，乡村成为文化想象中的“那里”和“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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