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高等教育越来越被看做是推进社会平等的工具。各国政府在不断增加教育供给、扩大教育规模的同时，都在积极建构社会改革方案，以弥合人们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方面的鸿沟。

　　笔者将研究视线转向本土，通过梳理1949年以来的高校招生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勾勒出政府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中的“实然”角色。

　　从政治标准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当对教育属性的认识建立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统一的基础之上时，无论教育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作为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工具，教育对政府的依附性就已经内含于其中了。而由此确立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标准，无论是政治标准，抑或是学术标准，实际上都是这种依附性的体现。

　　不过，当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标准从“政治”走向“学术”、从“封闭”走向“开放”时，这一学术标准也被看做是实现社会民主和平等的工具，更好地回应了个体、学校和社会的需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由于能够向所有的人提供平等的机会已获得普遍认可。但是，以考试分数特别是通过全国统一招生考试所确立的分数作为分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标准，其面临的指责和争议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无论哪一次批判、争论和改革的呼声都触及现行的高考制度，但无论哪一次也没有撼动统一招生考试制度的主导地位。

　　高考尽管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指责，然而，当统一考试制度被更多地赋予维护社会公平的意义时，它已经超越了教育领域。任何对此的指责或修正都需要首先经历“公平”的拷问。在这种情况下，以“教育”的名义进行的各项改革（素质教育、新课程改革、高校自主招生）便进行得谨慎而艰难，而对更权威性“公平”标准的强化，也导致政府将在一定时间内继续承担起标准制定和解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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