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称和实质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取得了诸多有益的成果。归总起来看，这些探讨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这样的探讨当然是必要且富有意义的。本文试图展开另外一个方面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传播到中国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形象发生了哪些变化？质言之，在思想史的研究中，重心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什么，而是它在中国的形象变迁。这一思想史考察至少应当涵盖如下内容。

　　第一，之所以把研究范围限制在1918年到1938年，是由于这20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起始阶段、起步阶段，基本的问题域界定是在这20年，最有思想的生机与活力是在这20年。此后，一切就都迅速地规范化了。尽管不断有新的思考、政策和原则，但作为自由思考的讨论，在气象和风范上未能超出1918年后的20年。今天再度关注这一时段，一是为了重温少年的生猛，二是希望重新激活自由思考的力量。

　　第二，对待史料的态度。处理思想史的议题，搜集和梳理史料是最基础性的工作，这需要一定的原则。在以往的研究中，对所谓著名人物的文献大量征引，以至于给读者一种错觉，似乎在那一历史阶段，只有著名人物在思考和写作。而诸多的人物和作品，包括当时影响很大的人物和作品都被忽略了。如果我们希望把握历史的“真相”，就必须通过对史料的广泛搜集和仔细梳理，搭建出特定的历史场景，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探寻其中的格局。

　　第三，关于日本和苏俄对中国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影响。众所周知，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能够影响20世纪初的中国，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不能小觑。20年代后，苏俄的影响逐渐增大。由此，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何估价中国思想界的创造性？一般说来，翻译和介绍的重心在于符合原本，研究中就多了创造性思考。但在考察二三十年代的文献时，我们常常难以判断这些著述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转述，多大程度上属于独立思考。李大钊五四时期的文章就遭遇这样的质疑。事实上，当时稍微有长度和深度的文章，都难逃这样的追问。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学术规范，何况进步的知识分子也不一定认为自己做的是纯学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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