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田昌裕：实证研究方面的国际合作愈益重要

　　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一国的政策决策可以在全球具有深远影响。这意味着，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在实证研究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担任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庆应义塾产业研究所（KEO）所长的经历，使我见证了该所在这两个学科发展中持续作出的贡献。希望我们未来可以拥有更多数理分析方面的创见，深化经济发展过程中政策调控方面的理解。衷心希望我们的合作可以进一步增进两国的了解与共识。

　　（作者系日本东北公益文科大学校长）

　　萧政：当今世界前沿的数量经济学学者中许多都是中青年华人

　　数量经济学是协助经济学家解读数据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对于经济现象从以往只能定性研究，扩展到同时可以进行定量分析的新阶段。数量经济学在国外不仅早已成为独立学门，更已是经济学者的必备研究工具。学科本身的发展甚至有左右经济学研究方向的态势。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因受极“左”思潮影响，数量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一片空白。其启蒙及推广当归功于克莱因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诸领导马洪、许涤新等大力支持。徐绳武、张守一等具体操办。我有幸忝附骥尾，追随克莱因、邹至庄、刘遵义、粟庆雄、安德森、安藤等，参与1980年“颐和园讲习班”，并因此机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国内学术界建立长期交流合作的关系，目睹中国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在乌家培、李京文、汪同三等的领导推广下，从无到有，建立起了一支强大的研究教学团队，不仅对中国的崛起与经济的起飞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对世界数量经济学的研究起了重大影响。今天世界前沿的数量经济学学者，许多都是中青年一代的华人。

　　孔子说：“三十而立。”该研究所30年不仅卓然有成，而且随着新鲜血液的不断注入，更能预见未来光明美好的前景。

　　（作者系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

　　管中闵：欣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成立30周年，深以为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成立与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密不可分。中国大陆的经济曾经筚路蓝缕，如今蓬勃茁壮，如日中天。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从草创至今，一直辛苦备尝，如今已为经济学基础研究与宏观经济预测分析作出了重大贡献，不仅成为国内经济学界的龙头，也在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过去有机会参与研究所主办的许多活动，对于如今的成就亦感与有荣焉。

　　对于一个研究所而言，30年只是初期阶段。学术与政策研究的世界无限宽广，我相信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未来一定还能继续前进，再攀令人惊叹的高峰。

　　（作者系台大讲座教授、CRETA中心主任）

　　张宗益：人才培养是数量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发展的关键因素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在快车道上面临着比发达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更为复杂的局面。由于中国的工业化在时间尺度上属于压缩性工业化，而且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同时进行信息化，这使得中国在诸多方面面临两难局面。这就要求我们的决策提高科学化程度。数量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是决策科学化的重要工具。

　　回顾数量经济学与技术经济学这两个学科30年发展历史，我们深深感到，人才培养对于数量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极为重要。大力培养这两个学科的高水平人才，对于这两个学科的发展，对我国决策科学化显得极为重要和紧迫。从事这两个学科的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不仅要具有经济学的知识基础，还需要熟练掌握数学和计算机，至少还要了解一个门类的科学技术和工程知识。这一特点要求从事数量经济或技术经济研究教学的学者具有交叉学科的知识背景，是一种复合型的人才。一个合格的数量经济学者或技术经济学者，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更多精力，学习更多学科的知识。与此相对应，培养这样的人才也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投入。

　　（作者系重庆大学副校长）

　　李子奈：见证中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

　　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作为数量经济学学科基础的数量经济学理论方法，主要是引进、消化、吸收的，对它的社会属性、制度属性难免引起质疑。其次，数量经济学是所有经济学科中唯一以研究方法而不是以研究对象定义的学科，对于它的持续存在性的争论从未间断。再次，目前在数量经济学应用研究中滥用、错用模型方法的现象普遍存在，使人们对它的价值产生怀疑。发展中国的数量经济学，任重道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是中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引导者。研究所为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批在数量经济学领域有相当造诣，且具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以中国数量经济学会为平台，成为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目前，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已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学领域规模最大、学术交流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少数几个学会之一。连续十年的学术年会已经成为老、中、青数量经济学者的盛会。

　　数量经济学是30年来我国经济学科中发展最为迅速的一个新生长点。数量经济学博士学位学科点的数量，从1984年的1个、1993年的2个、1998年的7个，发展到2004年的18个和2006年的25个，在经济学门类中处于前列。1981年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成为我国第一个数量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点，1984年成为我国第一个数量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点，培养了我国第一批数量经济学研究生。如果加上设置数量经济学研究方向的其他学科点，例如管理学科与工程学科和应用经济学的其他二级学科，数量将成倍增加。清华大学数量经济学硕士点、博士点和重点学科点就是在这个大趋势中发展起来的。

　　一个高水平的学科，离不开高水平的学术刊物。《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从1984年正式创刊起，包括它的前身《技术经济研究（数量经济学专辑）》，就是全国数量经济学者发表研究成果、开展学术交流和展示学术水平的阵地。

　　中国的数量经济学是从经济预测开始发展的。1980年代初期，以研究和编制2000年发展规划为契机，一部分研究机构和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开始应用数量经济学模型方法。1980年代中后期，研制国家和地区的宏观经济模型，曾经形成热潮。特别是从1990年开始，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牵头召开每年的经济形势分析预测会，发布经济形势分析预测报告，出版“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极大地推动了数量经济学应用模型研究的开展，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

　　雷家骕：在先知先行者的引领下前行

　　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正处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临界面上，经济发展瞬息万变，社会发展蒸蒸日上。同时，我们又面对着矿产资源能源短缺和生态环境劣化两个难解的“困局”，自主创新能力还在发育之中。这恰恰使得数量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两个学科有机会大有作为。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提升等等，都需要学科同行从理论上去解析，从思路上去破题。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是中国数量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两个孪生领域的先行者。该所同仁参加了党和国家若干重大决策的论证，他们的智慧为政府的大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该研究所是中国数量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两个孪生领域的旗帜。“中国技术经济论坛”、《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杂志等学术平台，把越来越多的同行聚集在了一起，使得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学科氛围、吸收学科养分。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

　　张晓峒：推动数量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现实问题并争取更多创新

　　进入21世纪，经济活动规模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采集到的经济数据也越来越多。没有定量的分析方法，不可能及时把握经济动态并作出准确、及时、正确的决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大势所趋。

　　30年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脚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数技经所）应运而生。它标志着我国社会科学学术界正式接纳数量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两门学科，标志着我国经济研究领域从基本上用定性方法分析经济问题转向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经济问题。从此，我国对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对经济学领域的学术研究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早在1950年代末，中国的学者就开始探索如何用定量的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我国“数量经济学”学科的名称以及中国数量经济学会都是与数技经所同时代诞生的。改革开放以后，数技经所是最早由国家派往工业化发达国家学习计量经济学、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的单位之一。数技经所在我国首开定量分析经济问题之先河，该所的学者最早出版关于数量经济学的学术著作。

　　30年来，数技经所作为国家级的研究部门，为党中央、国务院发展经济、做好经济工作提供大量的政策咨询与依据，并参与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决策，起到智库作用。

　　数技经所为推动数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在中国的普及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数量经济学专业博士点。该研究所成为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的挂靠单位。目前每年召开一次数量经济学年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学领域三大年会之一，为数量经济学在学术领域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每年该所都邀请多位世界级的计量经济学家来访，进行学术交流，并积极派出自己的学者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为提升我国的数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研究水平，对外宣传、介绍我国的研究现状做了大量工作。

　　1998年我从日本回国至今，亲眼目睹了数量经济学与技术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数量经济学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必将在我国进一步大发展。中国的数量经济学者应该有决心在世界计量经济学领域有所创新，赶上国际先进研究水平。

　　（作者系南开大学教授）

　　李京文：新时期数量经济学与技术经济学任重而道远

　　在中国，技术经济与数量经济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才从国外引进的年轻学科。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为了发展工业化，1950年代我国从苏联引入156项重点工程，为了确保这些重点工程成功建设，我国同时从苏联引入 “技术经济论证”方法，对每个项目进行技术经济定量分析论证，保证了这些项目在技术上具有先进性、在经济上具有合理性。至今，这156项工程的大多数仍然是中国工业的骨干。

　　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制定中国科技发展10年规划中，把技术经济与“数理化天地生”六门学科并列，作为第七项内容，成为中国科学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但是，之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将技术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打入“冷宫”。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才使这两个学科获得新生。

　　1980年1月18日国务院批准成立技术经济研究所，1982年合并筹备成立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使这两个学科走上了发展和完善的轨道。以技术经济为例，她以研究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探讨两者相互促进的规律为己任，30年来，不仅技术经济学科本身获得了大发展，而且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从上海宝钢建设、山西能源重化、基地规划，到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京沪高速铁路建设，我国大多数大型工程项目建设、重大技术经济政策的制定、产业调整措施的实施等，都运用技术经济学方法进行了论证和分析，避免了大量失误和经济损失。

　　技术经济学与数量经济学两门学科作为以方法论见长的应用性学科，不仅为经济学发展和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对管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支持。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正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快速推进。展望未来，数量经济学与技术经济学两个学科背负着重要的历史责任。解决我国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都需要中国建立新的技术经济范式，需要技术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提供综合的技术经济解决方案；中国要从世界制造中心向世界技术创新中心转变，需要技术经济学研究新的创新路径，加速我国自主创新速度；在发展新能源、应对气候变暖的进程中，需要不断进行定量的技术经济分析与论证。

　　面对重要的历史机遇，我们需要培养大量既懂技术和管理，又懂经济的综合型人才，需要继续完善和创新两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全国技术经济学界和数量经济学界的广大科研、教学与实际工作者需要继续作出创造性的努力。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乌家培：数量经济学是我国学者的一项伟大创举

　　虽然经济学中的数量方法研究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数量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却是1979年由我们首先命名的。那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新的经济理论提出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消化和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运用数学方法以及计算机技术研究经济的数量表现、数量关系、数量变化及其规律，成为数量经济学的主要内涵。

　　30年来，在经济学各分支学科中，数量经济学是发展很快、运用很广、对社会贡献很大的一门学科。在理论研究方面，数量经济学中的投入产出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理论等研究为我国的经济学研究打下了定量分析的理论基础；在应用研究方面，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生产率与经济增长测算方法与模型等为我国政府制定经济发展规划、预测经济走势及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我国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依据。

　　数量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是我国经济学研究的一项巨大进步，这一学科将经济学理论、经济分析的数理方法和计算机模拟技术统一起来，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这一方法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经济学发展的基础，而且其本身的发展也将促进经济学的进一步科学化和现代化。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对经济决策科学化提出了大量新的研究课题，无论是统筹各种经济关系、转变发展方式，还是进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都需要进行定量的科学测算。没有定量决策，就没有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和科学化。作为一个数量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先行者，希望全国的数量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和教学工作者，把完善中国数量经济学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并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名誉主任、中国信息协会副会长）

　　张守一：引领发展数量经济学立足特色服务于社会

　　30年来数量经济学快速发展，是由于我们紧跟改革开放的步伐，把它的最新成果纳入学科的研究对象，反过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改革开放服务。在重视理论研究的同时，我们狠抓了应用研究，受到各方面的重视；通过数量经济学会，我们为全国同行做了大量的服务工作，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团结的学术队伍；我们高度重视国际学术交流，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与许多国家的科研机构建立了联系，包括互相访问与合作研究，使我们能够及时了解国际学术的最新动向，缩小了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

　　在对30年数量经济学的发展进行总结时，既要肯定成绩，也要看到不足。其不足主要表现在：重大理论研究成果不多，企业应用工作进展不大，与行政部门的联系不够密切，咨询工作有待加强。

　　要加强数量经济学理论分析、计量分析和模拟分析的研究和应用工作。在理论分析方面，要拓宽经济博弈论的内涵，探索从实际问题概括出模型的路子，而不是用模型去套实际问题；加强非均衡论的研究，搞清楚一般均衡论已经证明的大道定理、不动点、经济核（内核、核仁、核心等）、经济链等在非均衡条件下是否存在，如果存在，会发生什么变形的问题。随着宏观政策工具的扩大，各种政策的有机组合，及时确定每项政策的方向、重点、力度、节奏，以及宏观调控对中观、微观经济的影响等，都是需要从经济控制论角度进行研究的重大问题。

　　在计量分析方面，需要开展短期经济预测、非均衡计量和非线性计量研究。在模拟分析方面，应将研究对象从假设数据为基础的“人造世界”，变成“现实世界”，虽然是样本数据，却是真实的。此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升级、经济效益、增长率、就业、投资、通货膨胀、新农村建设、科技进步、居民消费、环保与生态、外贸与汇率等等，都是数量经济学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

　　30年来，对于中国数量经济学来说，我们这一代人通过从国外引进和自己的研究，开阔了这个研究领域，为青年学者起到了“铺路石”和“人梯”的作用，今后它的大发展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任，都落在青年学者的肩上。青年学者在研究治学过程中，一定要确定好个人的研究方向，研究范围既不能过宽，也不能过窄，在确定研究方向时要注意这个方向由广度与深度构成的扩张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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