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对于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

　　2009年中国的文学批评，似乎比以往几年显得有些特别。因为这个年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从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中国当代文学已有了60年的历史；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新时期文学也已有了30年历史。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于此。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内容，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乏及时性，同时它结集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属于2009年，它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重返历史现场

　　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对于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这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的《一九四九：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一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中有鲜明风格的已越来越少了。王彬彬的《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的《“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此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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