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强调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众所周知，“软实力”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Bound to Lead，1990）、《美国力量的悖论》（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2001）、《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2004）这三部著作中，他对软实力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发。

　　从1990年的《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到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如今，约瑟夫·奈教授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依然强调，“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依赖于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在他看来，在国家软实力的诸要素中，文化无疑是基本内核，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则是外在表现。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是经济的发达，更意味着文化的昌盛。“软实力是一种日常领导和日常政治，塑造偏好的能力往往与一些无形的资产联系在一起，诸如充满魅力的个性、文化、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以及被视为合法的或具有道德威望的政策。”

　　文化软实力的提出，确实楬橥了我们认识世界、促进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一个民族的自立自强，其背后往往充盈着一种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力量。正是这种思想文化累积，深刻地拓展了一个国家新的发展视阈，开辟了一个民族新的发展空间。反过来，民族国家的发展跃迁又为其思想文化基础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依托和实践验证。因而，正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柯岚安教授所谈到的，“在过去的20年里，人们提出了许多概念来理解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从‘历史的终结’到‘文明的冲突’、‘全球化’以及对‘帝国’的新诠释。随着伊拉克战争后反美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兴起，‘软实力’概念的意义重新凸显出来”。

　　当前，深入研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问题，有几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其一，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和研究，首先应明确立场和方向这一根本问题。胡锦涛多次强调指出，要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着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着力推进改革创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卫建林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也谈到，“强调中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越来越成为文化发展的基础性的、紧迫的要求”。离开了这一基本认识，文化软实力建设将迷失在种种虚华幻景之中。

　　其二，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和研究，需要以最广阔的胸怀汲取世界文明体系创造的成果，但同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战略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就指出，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这个概念的初衷，旨在思考美国力量能维持多久，“只有依靠软实力，美国宰制的时间才能够更长，影响才可能更深”。与之相类似的是福山的“历史终结”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这些论调的基本着眼点都是如何回应来自西方以外力量对西方构成的冲击”。因而，强调建设文化软实力，不是宣扬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一元价值观，而是尊重文明的多样性，选择适合自己的文化建构道路。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林甘泉研究员谈到的，“各种文明和政治秩序不免会有矛盾，但只有让各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世界才能避免灾难性的冲突，历史才不会‘终结’。企图用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的‘软实力’来建立统一的世界秩序，是徒劳也是违背历史潮流的”。

　　其三，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和研究，需要立足时代，继承传统，开拓创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离开优秀的传统，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当代建构就会丧失根基。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季北慈教授认为：“中国的文明和历史成就，或者更广泛地说中国文化”，都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当代建构绝非照搬古人，更不意味着“复古倒退”。只有以当代中国国情和所面临的问题为焦点和核心，文化软实力建设才能科学地从传统走向现代，从现代走向未来。

　　本报所组织采写的学术讨论业已刊发，但其中蕴含的很多问题却远未得到解决。譬如，约瑟夫·奈告诉记者：“正如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尚无法与美国相媲美，中国的软实力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再如，柯岚安为中国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提出的问题——“中国如何将自己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持久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

　　对这些问题的把握，是一个未尽的话题，我们将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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