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岚安（William A. Callahan）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2005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向全球提出了“和谐世界”这一新的世界秩序理念。和谐世界是胡锦涛的国内政策——旨在运用国家力量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紧张关系的“和谐社会”——扩展至外交领域的产物。中国官员和学者将“构建和谐世界”解释成一种为追求“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而提出的崭新而更有效的方式，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不同的文明可以共存于统一的全球共同体之中。所以，“和谐世界”被视为中国新软实力的典型代表。

　　和谐世界与中国的软实力

　　北京将促进“和谐世界”建设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石，这标志着中国对自己和世界的理解发生了转变。在过去的30年里，北京谨慎地提出了经济改革战略，这种战略既非挑战西方，也不是挑战当时的国际秩序：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战略允许北京充分利用全球化来发展中国的国内经济。北京积极促进“和谐世界”建设的举动表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即将终结，但是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战略？我们仍然不太清楚。

　　自2005年以来，中国正在从一个被动的国际角色转向一个更加积极进取的国际角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建立了自己的经济体系，并在国内成功消除贫困的同时成为“世界工厂”。 在反思中国经济成就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开始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下一步怎样走？中国如何将自己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持久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

　　胡锦涛宣示“和谐世界”理念的时间点值得注意：胡锦涛是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了中国的新外交政策主张。在西方人的文化中，60年并不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字，然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六十年一甲子，60年既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的确，2009年，中国隆重纪念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这实际上等于庆祝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中国正处在一个漫长的千年时期。知识分子、政策制定者甚至大街上的普通老百姓都体验着一种强烈的复杂感受，这种感受交织着兴奋感和不确定感，它是由中国人对未来的展望所产生的，他们感觉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为了理解中国复杂的现在，人们一直在过去与未来寻找某种观念、结构和模式。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2008年壮观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和2009年国庆60周年庆典，中国正在以古代智慧和高科技之源的面貌展现于全世界面前，这种智慧和高科技共同建构了另一种进步和发展模式。正是在2008年9月奥运会结束、全球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之后，中国对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的挑战变得更加严峻。因此，许多评论家看到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还看到了西方的没落。现在，最大的疑问是：作为新兴的全球大国，中国将会有何举动？

　　软实力、身份与中国的外交政策

　　在过去的20年里，人们提出了许多概念来理解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从“历史的终结”到“文明的冲突”、“全球化”以及对“帝国”的新诠释。随着伊拉克战争后反美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兴起，“软实力”概念的意义重新凸显出来。的确，约瑟夫·奈最初提出这一概念是为了应对1990年代早期美国硬实力的衰弱，但是当2004年美国硬实力达到顶峰的时候，奈感觉有必要系统地澄清“软实力”概念。他在21世纪初期的想法不同于1990年代：他现在的目的是要警告美国领导人不要在21世纪陷入“孤独的超级大国”的困境。但是，尽管美国的软实力在上届布什政府时期遭到了重创，软实力这一概念本身的价值却得到提高：软实力现在已经不是单纯解释某一国家（美国）的文化影响力，而是扩展成为一个全新的“普遍化”概念，用来描述和界定世界政治中的普遍机制。

　　近年来，人们运用软实力这一概念来理解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不再以革命性国家的角色挑战国际体系，相反，北京正在发起“魅力攻势”，试图让世界相信中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和平国家。的确，自2006年始，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和社论评论员开始使用“软实力”这一术语。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满怀热情地提出了软实力。从此以后，中国学者开始从国家政策角度分析中国不断增加的软实力，而且国家的软实力政策已经成功地宣传了中国的文化、语言、发展模式以及遍布世界的维和部队。

　　北京对软实力产生兴趣是最近的事情，而且这种兴趣促成了一次重大的外交政策转变。2001年以来，北京的经济政策推动了民族企业“走向世界”，期望建立能够征服世界市场的全球品牌。在《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一书中，哲学家赵汀阳认为中国的文化也必须 “走向世界”：中国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在经济生产上超过别人，而且需要在“知识生产”（利用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上胜过别人。因此，中国需要的不只是建立孔子学院，在全世界教授中国语言和文化，中国还需要发展规范性的软实力，创造和输出中国的世界观（如“和谐世界”），从而以新颖而独特的方式重塑全球化。

　　软实力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国家设置国际政治议程的能力。国家运用这种能力不仅要界定世界问题，而且还要界定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方案。尽管许多学者研究了中国软实力的有效性及其限制，但是还很少有人关注中国软实力的规范性层面。

　　在过去几年里，在中国和海外华人群体中兴起了一股传统文化热，它引发了人们热烈讨论“中国应该向世界文明贡献哪些理念和规范？”大中华区（Greater China）的许多公共知识分子不是简单地提出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概念，以区别于“国际”、“安全”或其他主流国际关系概念，相反，他们一直在努力宣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如“和谐”、“大同”、“天下”，试图以新的方式去理解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从而超越了中国官方的政策话语（即中国将在国际体系中和平崛起）。

　　尽管中国学者一直在运用传统概念来解释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但是最近对中国人所向往的世界秩序的讨论已经急剧升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只是从事学术写作，还以评论员的身份亮相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栏目，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于丹就积极扮演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她在CCTV-10《百家讲坛》的黄金时段讲解孔子的著作，2007年她的讲解内容正式出版成书，这本书立刻成为最抢手的畅销书。与其他公共知识分子一样，于丹也“走向了世界”：她的书被翻译成英语出版（《〈论语〉心得》，Confucius from the Heart: Ancient Wisdom for Today’s World），并通过中国的孔子学院网络在英国加以宣传。

　　通过这种方式，中国人有关传统文化和世界秩序的讨论，很好地证明了“软实力”是如何随着某种民族文化被罗曼蒂克化（romanticization）为一种普遍接受的价值观。根据某种民族文化的普遍传播来追溯全球霸权的模式肯定是非常有趣的，如美国化、欧洲化、日本化、中国化。但是，这种分析框架将会把我们的分析视野局限在那些已经全球化的民族文化上。我认为，与其将美国化的软实力与中国化的软实力相比较，不如根据不同形式的“中国治下的和平”（Pax Sinica）来考察最近中国人的辩论，这种考察或许更为有效。

　　换言之，如果软实力来源于一个民族政治文化中的规范性部分，那么重点便转移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哪些规范将在中国得以复兴？对最近文本的仔细阅读可以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只是要在21世纪复兴中国古老的概念，而且他们一直在融合不同的理念、制度、模式，并常常将古代与现代、国外与国内的因素综合起来以构建一个新型的混合体。因此，问题便从“应该利用哪些规范？”拓展到了“新型的混合体应该采取什么形式？”诸如儒家列宁主义（Confucian Leninism）、市场社会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等等。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目标不是为一个“真实的中国”及其软实力提供一种独特描述。“中国传统”和“软实力”是非常有趣的，这个恰恰是因为它们提出的问题远远多于它们要回答的问题。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经验性地描述“中国传统”和“软实力”的阶段，相反，我们需要从理论层面思考两者是如何从特定的理论和历史背景中产生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够明白它们是如何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对世界秩序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中国身份政治和安全政治的敏锐认识。

　　中国规范性软实力的限制

　　中国在宣扬自己的文化（作为规范性软实力的一种形式）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其中的某些限制也是众所周知的。尽管历史学家一直在对中国的帝国历史进行严谨地批判性分析，但是许多国际关系学者（包括国内外的学者）仍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是一种和平的等级体系，它将帝国中心与附属国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是中国例外论的一个部分，中国例外论将中国的伦理制度视为解决当前国际体系各种问题的出路。

　　这种对中国世界角色的认识方式类似于“美国例外论”，但是这种认识不是批判“例外论”，相反，它试图让更具道德优越感的中国（它怀有使世界文明化的神圣使命）取代伪善的美国。同样，中国中心主义倾向于取代欧洲中心论，因为中心主义的目的论陈述并不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因此，这种认识也不是试图去中心化，相反，其目的是重新塑造中国中心主义，使其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

　　尽管人们对中国的世界秩序观产生兴趣是令人鼓舞的，但是它自身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在当前西方，对中国规范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讨论常常被压缩至“中国视角”一章，将中国视角仅仅视为另一种传统。不幸的是，这样地对待其他民族和文明的传统，会扭曲它们的本质及其对国际关系的贡献。对中国规范和软实力的细致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需要重视对“中国传统”的多元认识，以期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复杂辩论获得某种理解。

　　中国传统中儒家和平主义的倾向，已经成为人们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常识性认识。但是，这与中国的历史记录并不十分契合，中国历史上充满了国家间战争、内战和王朝的征服行动。根据中国军事科学院的研究，从公元前770年到1912年间，中国发生了3756场战争，平均每年有1.4场冲突。

　　解决的办法是停止这样一种讨论中国文化的方式，即似乎中国文化是一个独特而又连贯的整体（如“中国传统”、“真实的中国”）。中国所需要的是允许人们对中国身份有着不同的认识，对中国文化多元而丰富的认识是中国规范性软实力取得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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