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翼作家与“第三种人”的论战中，《现代》始终保持了中立立场，一视同仁地为论争双方提供了畅所欲言的园地。

　　文学杂志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它们构成了作品发表的主要阵地，承担了集结作家、探讨理论的任务。甚至有的学者断言：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一个根本性的区别，是它拥有了报刊。这种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变得更为突出，杂志在文学的传播领域被推到突出的位置，以至于出现了所谓“杂志年”（1933—1934）。《现代》是其中最为著名的杂志之一。

　　《现代》无疑是定位于纯文学杂志类型的。创刊号上的《创刊宣言》第一句话便是：“本志是文学杂志，凡文学的领域，即本志的领域。”这种宣言，无疑是声明了与《文化批判》、《前锋》等截然不同的文化立场，显露出文学立场的独立姿态。《现代》这种独立的文化立场有着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现代书局在“一·二八”沪战以前曾出版过几种左翼文艺杂志，如《拓荒者》、《大众文艺》等，都被国民党当局禁止了，甚至发行所一度被法院封闭，“经济状况真临到山穷水尽的境地，时时有倒坍的可能”。现代书局迫于国民党文化审查组织的压力又不得不印行两种反动刊物：《现代文学评论》和《前锋》，后者即是“民族主义文学”的主要阵地，所幸不久在“一·二八”沪战爆发后被日本侵略军的炮火轰垮了。现代书局惊心于前事，同时又看到“上海方面也没有比较象样的文艺刊物”，便准备出版一种纯文艺刊物，于是便有了和施蛰存、杜衡的合作。而施蛰存既非左翼作家，和国民党也无关系，并且有办刊经验，正符合现代书局的条件，这些都给《现代》的成功发行提供了便利。以至于杂志甫一发行，“销数竟达一万四五千份，现代书局的声誉也联带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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