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2010年10月27日14版上发表《塑造中国的国家战略语言》（下文简称《塑造》）一文，该文从标题到正文均在谈论“战略语言”，认为应“加大塑造并在世界上运用中国战略语言的力度”，而“这些（推广国语和普通话）都是塑造国家战略语言”，“全面认同的统一的国家战略语言”，“地位高于方言的国家战略语言”等，其立论和一些观点都值得商榷。”

　　臆造了一个“汉语系”

　　作者想要塑造和运用的这种战略语言究竟何指？从文章中得知，它就是从汉语改名的“中国语”，实际上就是汉语。众所周知，世界各种语言，包括汉语都具有交际、交流思想、传递信息和调节人际关系的功能。每种语言发挥功能的领域有所不同。如汉语是汉民族的交际工具，是中国各民族的族际交际工具，也是联合国的正式语言和工作语言。但任何语言在其发挥功能的领域，既能完成战略任务，又能完成战术任务。语言不能划分为战略语言和非战略语言，或战术语言。

　　《塑造》一文在战略语言之前加上“国家”一词，轻易便把公认的民族语言改成了“国家语言”。此“国家语言”从何而来？用作者的话说，即“基于‘汉语’语系的‘中国语’塑造成为在国内其地位高于族群‘方言’，在国际体现中国公民认同的统一的国家战略语言”。就在这段语无伦次的话中，该文作者臆造了一个“汉语系”，而所谓的“中国语”竟然属于这个汉语系；又把地域方言改成族群方言，便轻而易举地把民族语改成了方言。这样一番改动之后，方塑造出“国家语言”。

　　以违背基本常识的论断而打造的国家语言，自然也是违背基本常识的。世界上各种人类自然语言都是民族语言，不是按国家划分的语言。一个国家可以用不同的民族语言，同一种民族语言可以被不同的国家使用，其中一种或几种语言可以用为正式语言、官方语言或称国语。汉语可以用作国语，它的共同语（普通话）是中国各民族的族际交际语，但不是专属于中国的所谓“中国语”。它也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正式语言。如它是新加坡的正式语言之一。同样，现代英语不仅是英国的国语，还是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正式语言。但没有人把英语称为澳大利亚语或新西兰语，即使说澳大利亚英语或新西兰英语，它仍然是英语。

　　民族语言本身不是方言

　　《塑造》一文作者塑造“国家战略语言”的主要手法是把民族语言定位为方言。该文开宗明义强调“族群方言就让位于国语”，以塑造高于族群方言的“国家战略语言”。为说明这一观点，该作者不惜采用外语译词及其错误解释来辩护，“比较接近方言意义的‘汉语’或‘普通话’这一词汇，英文则用‘Mandarin’，该词的英文解释是‘大多数中国人说的主要方言。”

　　作者又用对Chinese的英译解释“基于北京话的标准中国语”来证明汉语应是中国语。其实，Chinese是个多义词，有“中国的”的意思，也有“汉语”的意思。我们通常把“对外汉语教学”翻译为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这位作者显然把可以作为正式语言或国语的那种民族语当做了国家语言。其实，民族语成为国家正式语言之后仍然是民族语。俄语，现在是俄罗斯联邦的正式语言，是联邦内各民族的族际交际工具。过去，它曾是苏联的正式语言，是当时16个加盟共和国一两百个民族之间的交际工具。可是，俄语仍然是俄罗斯的民族语言，并没有改成“苏联语”。苏联按照列宁制定的民族语言政策，既规定俄语是各民族之间的交际工具，又保证各民族有自由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执行情况比苏联好。中国各少数民族自愿地学习汉语，用来进行族际交际。国家支持他们自由地使用民族语言，并帮助因势利导地推进各民族语言的丰富和发展。与此同时，汉语名正言顺地既保持族际交际语的地位，又保持作为联合国正式语言和工作语言的地位，并没有因为未改成“中国语”而不能完成战略任务。

　　《塑造》一文作者担心，“现在，有‘汉语’的称谓，就得有‘藏语’、‘维语’等不胜枚举的民族与地方语言与之平行。”所以主张“用‘中国语’的概念替代‘汉语’的概念”。“让族群方言让位于国语。”经这么一替代，同一个汉语居然既是族群方言，又是国家语言。何况，作为民族语的汉语与藏语、维语等平行无可非议，并不妨碍汉语可以同时具有族际交际的功能。方言是民族语言由于地域分化而产生的地域变体，或由于社会分化而产生的社会变体。它在功能上服从于该民族的全民语言。民族语言本身，不管是汉语、藏语还是英语、俄语，都不是方言。

　　并不存在的“公民语言”

　　《塑造》一文作者提出一个“公民语言”的概念。他说：“国语是公民通用的国家语言，方言则是国家内部民族和地区内各自通用的语言。公民语言从方言升华为国语，是一国主权存在的重要标志。”这段话同样重复了前述的方言、民族语和国语等概念的使用混乱。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现了“公民语言”概念，它从方言（换个名称后）上升为国语。难道汉语作为民族语不能当国语，却要通过公民语言来升华？事实上，每种民族语言都是该民族的全民语言，它对全体公民，对社会各阶级、各群体一视同仁。同样，具有族际交际功能的汉语对各民族公民也是一视同仁的。每种方言在其起作用的地域也都是全民的，为该地域的全体人民服务。因此，并不存在超越民族语言及其方言的“公民语言”。

　　《塑造》一文作者为“提升国家的统一性”而急于“塑造中国的国家战略语言”。但是，由于缺乏严密思考和科学研究，写出一些笔者不能认同的观点和看法。本文仅提出商榷，供大家参考。（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德春　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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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木先生在刊登于《环球时报》2010年10月27日14版的《塑造中国的国家战略语言》一文中，建议用“中国语”的概念替代“汉语”的概念，并以此为起点塑造其地位高于其他民族和地区方言的国家战略语言。其理由如下：

　　其一，中国语的使用有助于国家认同。这对处于国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治理来说，有着特别迫切和重大的政治意义。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曾推广过“国语”，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推广“普通话”，这些都是塑造国家战略语言，提升全体公民的国家认同意识的有效实践。“中国语”当然也是当代中国需要大力塑造的战略语言。

　　其二，中国传统的“汉语”概念突出的是民族认同，缺乏的是国家认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各地区的民族方言没有必然的政治联系；但在各民族认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同族群间还应当有一个“书同文”的统一性国家语言。现在，有“汉语”的称谓，就得有“藏语”、“维语”等不胜枚举的民族和地方语言与之平行。它有悖于多民族联合建立国家之初共同达成的国家认同原则。在这些原则中，不统一的民族自决权、民族认同让位于统一的国家主权与国家认同。基于“汉语”语系的“中国语”塑造成为在国内其地位高于族群“方言”，在国际体现中国全民认同的统一的国家战略语言。

　　其三，国际社会早已为中国国家战略语言的塑造预留了现成的良好语境。长期以来，英语中将中国百姓用“汉语”要想表达“中国语”的意思，更多是表述成为“Chinese”。Chinese，英文解释是“基于北京话的标准中国语”；而比较接近方言意义的“汉语”或“普通话”这一词汇，英文则用“Mandarin”，该词的英文解释是“大多数中国人说的主要方言”。为此，我们也应在对内对外主流电视报纸杂志中用“中国语”代替“汉语”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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