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最有成就之作，当属穷十年之力编纂而成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这部280余万字的巨著，收录清人著作54888部，是第一次名副其实的清人著述的大清理，被胡道静先生誉为“有清一代文献括存之大业”，巍然屹立于补史志目录著作之林的巅峰。

　　一位长寿的学者，弱冠之年学问即臻成熟，年过古稀患结肠癌做过手术，此后二十年里视绝症为无物，老当益壮，勤奋治学，取得累累硕果，被誉为“山东文献研究第一人”。他就是王绍曾先生。

　　在王先生寿及期颐的一生中，整整八十年是在读书与治学中度过的。由于中年适逢板荡战乱和政治运动，对学术研究冲击很大，一段时期甚至被剥夺了著书立说的权利，所以王先生的治学，明显地分为年少早成和晚年辉煌两个阶段。年少之作《目录学分类论》、《二十四史版本沿革考》、《史通引书考初稿绪论》等，足以代表上世纪30年代目录版本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时至今日，其参考价值仍然不可或缺，甚至无以替代。晚年的数部皇皇巨著，则更确立了王先生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山东文献、张元济研究等诸多研究领域里的不朽地位，成为与顾廷龙、冀淑英齐名的一代古典文献学大家。

　　王先生寓居济南五十多年，对山东文献情有独钟，以前辈文献学家王献唐为榜样，把整理齐鲁文献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先后成书四种，各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山东文献书目》著录先秦至民国山东先贤著作有版本可考者5208部，又酌取与山东文献有关的非山东人著作1336部，厘清了现存山东文献的家底，为山东省古籍整理的长远规划提供了依据，同时创立了地方文献书目编制的新体例，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地方文献书目研究的佼佼者。《山东藏书家史略》著录多达559人，不仅使山东先贤的庋藏业绩得以赫然彪炳，更重要的是重新确立了齐鲁藏书毋庸置疑的历史地位。《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再现了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聊城杨氏藏书的辉煌成就，最大程度地完善了海源阁的藏书体系，是新时期书目考证的典范。《山左戏曲集成》收录自元代至清代山东人创作的现存戏曲69种，涉及作家29人，系山东古代戏曲首次大规模的整辑，挖掘并推出了不少长期被埋没、忽略的大家及其著作，全面展现了古代山东戏曲的光辉成就。

　　王先生是山东文献学界的泰斗，同时也是全国古典文献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王先生最有成就之作，当属穷十年之力编纂而成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这部280余万字的巨著，收录清人著作54888部，是第一次名副其实的清人著述的大清理，被胡道静先生誉为“有清一代文献括存之大业”，巍然屹立于补史志目录著作之林的巅峰。

　　王先生在校勘学上的贡献，体现在年轻时参与校勘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以及晚年主持整理张元济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百衲本二十四史》于1930年至1936年出版后，校勘记的原稿尘封数十载，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时才被利用以作参考。为了抢救这批珍贵的校勘成果，王先生一再呼吁尽快整理出版。1992年，王先生接受商务印书馆的委托，主持整理幸存的16种《校勘记》。从发凡起例，到一一整理完毕，其间稿经数易，甚为艰辛。《校勘记》的整理问世，不仅实现了张元济未完成的夙愿，更促进了史学、校勘学研究的发展。

　　整理张元济的《校勘记》，并撰著《近代出版家张元济》，使王先生成为国内研究张元济的权威。张元济是著名的版本学家和出版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直接关系到了学术文化的升降。《近代出版家张元济》是国内外第一部研究张元济的专著，书中特别总结张元济在古籍整理方面的贡献和经验，对当前的古籍整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王先生一生撰写了100多篇学术论文，2004年，我与刘心明一起编选了王先生有关目录版本校勘学的研究文章，集成《目录版本校勘学论集》，凡64篇，100多万字。《目录版本校勘学论集》再现了古典文献学数十年来的发展历程，见证了王先生作为近二十年来国家大型古籍整理出版项目的倡导者、支持者、参与者的辛劳和贡献。王先生最早提出了《续修四库全书》的建议，又从根本上证明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出版价值，推动了这两个工程的顺利进行。对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持编纂的《中国古籍总目提要》，更是积极出谋划策，提出很多创造性的建议。

　　治学和为人是紧密相通的，多少年来，我敬佩王先生的学问，更敬仰他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在王先生眼里，事无大小，皆不可漠然视之。他经常向有关部门进言，坦坦荡荡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从不在乎是否被采纳。他认为一个人活着的意义，应该是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这是他一切学术活动和日常行为的准则，也决定了他是一个勤勉敬业的典范。他把别人闲谈、游逛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著述上。王先生一直把自己的才分定位在中人之资，没有什么天赋，但他十分相信“勤以补拙”，他说：“中国有几句谚语：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人百能之，己千之。我以十倍、百倍、千倍的努力，跟别人较量，可以说无往而不胜。”

　　王先生待人真诚，提携后学不遗余力。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王先生总是有问必答、来信必复。不管是谁拿稿子请他审阅，他都反复修改，不厌其烦。王先生参考当年钱基博的做法，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总结出了一套培养研究生的经验。他一贯反对先生讲、学生听那样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而是指定一批必读书目，规定每周按教学程序阅读规定章节，师生均可提出问题，进行讨论，教师起到质疑辩难的作用。王先生还规定，研究生必须有学期论文和学年论文，总结自己的读书心得，论文写成后必须由导师精批细改，尽可能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经过这样的长期积累，学生就能写出高质量的学位论文。据我体会，王先生的方法，确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把自己的经验概括为8句32字：“重视熏陶，寓育于教；严格要求，勤于检查；相互讨论，启发思考；多读多写，稳步提高。”

　　王先生乐观向上，从不把自己当做病人。他曾透露长寿而能继续维系学术研究的秘诀，那就是老有所为、勤于动脑。他用篆文书写自创的《不老歌》，其文曰：“起得早，睡得好，七分饱，常跑跑，多笑笑，莫烦恼，天天忙，永不老。”

　　王先生用一生的努力，实践了自己信奉的春蚕精神。程千帆先生在世的时候屡次用“默默耕耘，老学不倦”八个字赞赏王先生，此八字可谓王先生做人治学的真实写照。虽然王先生离我们远去了，但他的学术风范和人生态度将激励和感召后来之人；他开启的事业，也一定能薪火相传。（作者：王承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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