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贻白平生学无专师、转益多家、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被誉为“场上案头一大家”。

　　1900年12月，周贻白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坡子街，父亲周庆光为坡子街上一店铺业主，年轻时是湘剧“庆”字辈演员，擅唱高腔。周贻白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接受了较好的家庭传统教育和新式学校教育。长沙的坡子街在近代名人辈出，其中最有名的是曾国藩和叶德辉。曾国藩曾经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曾寓居于坡子街“存养书屋”。到了光绪中期，“存养书屋”又住进另一位名人，那就是号称“湖南第一读书种子和晚清第一藏书大家”的叶德辉。叶德辉为坡子街的文化事业作出了不小的贡献。1910年，叶德辉将坡子街口的私宅怡园改建成湘剧剧场“同春园”， 1912年又在火后街创办丽泽小学（今火后街小学）并亲任校长。周贻白出生时，坡子街正是长沙第一商业、文化繁盛的处所。曾、叶二人及其开创的坡子街繁荣局面对周贻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曾国藩做人的守拙和坚挺、叶德辉做学问的浑厚和精审都深深影响了周贻白的人生道路和治学态度，新中国成立后，周贻白藏书之丰便可见出叶德辉影响的痕迹。

　　古语云：“家近通衢，不问而多知。”加之，周父常带年幼的周贻白逛戏园、会票友、唱堂会，大大开阔了少年周贻白的眼界。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从小便喜爱湘剧，自言“13岁已对湘戏略窥门径”，周贻白在悼念欧阳予倩的文章《一笛秋风唱尾声》中谈到，他在1913年就看过欧阳予倩在长沙所演之戏，认为：“这种戏与平日所看的戏大不相同。”周贻白辍学之后加入的文明戏班正是曾与欧阳予倩合作的长沙社会教育剧团，这样的机缘巧合也为他与欧阳予倩结为挚友打下了基础。年幼时，他还师从湘剧武生潘复阳习武，练功的艰辛不仅磨练了周贻白“长沙老几由来硬，走遍天下不信邪”的性格，还为他以后浪迹江湖、闭门著书锻就了坚韧的意志品质和良好的身体素质。

　　1906年，周贻白开蒙，进入长沙丽正小学读书。得维新改良风气之先的湖南此时早已开始兴办新式学校了，1897年秋，湖南一些倾向维新的官员在谭嗣同的推动下，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1905年，清政府下令停止科举后，新式小学校便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开办起来，长沙丽正小学正是这批新式小学之一，周贻白自从开蒙起受到的便是新式教育。

　　1910年，周贻白升入长郡中学。中国著名文学史家陈子展（田汉的同学）也到长郡中学任教。陈子展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上海复旦大学执教并与田汉联系密切，周贻白有更多机会向他们二人请教。陈子展1935年所著《角抵百戏考》、1930年著《青木正儿的支那近世戏曲史》、1932年著《民间戏曲之研究》等文章对周贻白都有启发的作用，特别是他发表的《民间戏曲之研究》和《湖南民间戏曲》两篇文章对周贻白将民间戏曲纳入戏剧史的研究范围具有启迪作用。周贻白在《中国戏剧史长编》中专作一节讨论“各地方戏剧的发展”，甚至他在1952年所作《湘剧漫谈》一文都和陈子展的《湖南民间戏曲》一样，对自己家乡的戏曲充满了深情。

　　对陈子展影响很大的是胡适，陈所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是以胡适《最近五十年中国之文学》为底本，是为田汉所办的南国艺术学校讲课所用的教材。此时周贻白亦是田汉“南国社”的成员，再加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湖南学人在上海的密切往来，可以推断，周贻白的师承学问与陈子展有莫大关联，由此推断周贻白的学术传承应可上溯至胡适。胡适治学的两大方法论——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在周贻白所著戏剧史中都有体现。周的第一本《中国戏剧史略》使用纯粹的白话文撰著，包括标点符号以及脚注、尾注等体例，既是同时代戏剧史著中最早使用现代论文格式的著作，又清楚地显示出是对胡适所提倡的现代学术范式的响应。

　　1920年，经过四年多的江湖演艺生涯之后，周贻白进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预科班学习，受教于黄侃、李汉俊等多位名师，他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苦读国学典籍，为之后从事戏剧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武昌高师此时名列民国六大名校之一，黄侃自1919年离京后便在此执教。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首席弟子，黄侃论成才有云：“通一经一史，文成一体，亦可以为成人矣。” 黄侃常对人说：“学问须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他以为“治学如临战阵、迎敌奋攻，岂有休时！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考察周贻白后期的学术之路，心无旁骛、专攻一门，学术踏实、求深求邃，正是黄侃语录的最佳注脚。

　　1929年春，周贻白在长沙邂逅了 “狂飙社”的发起人之一向培良，对戏剧的挚爱使两人一见如故。向培良此时已经写出了中国现代理论批评史上的经典戏剧批评著作《中国戏剧概评》，在这本著作中向培良认为“戏剧是一种艺术，绝非用来宣传与教化的工具”，并提出“舞台是戏剧的本体”。向培良的戏剧观深深打动和影响了周贻白，“戏剧是一种综合艺术”、“舞台是戏剧本体”的观念在此之后长久地影响着周贻白的戏剧史观，周贻白在他1946年出版的《中国戏剧小史》中也表达了与向培良一致的观点。

　　向培良“舞台是戏剧的本体”的思想直接开启了周贻白的“戏剧非奏之场上不为功”这一立体戏剧的崭新观念。周贻白1936年出版的《中国戏剧史略》和《中国剧场史》二著，已经具有案头、场上并重的意识。1950年，他在三卷本《中国戏剧史》序言中，首次提出了“戏剧本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的观点，并贯穿于他的整个中国戏剧史研究之中，从而扭转了自王国维以来视戏曲为文学的研究模式。

　　周贻白1929年赴沪亦是受向培良邀请，为了一同组织上海的“狂飙社”剧团。周贻白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和苏州社会教育学院以及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被聘为国文讲师讲编剧法、中国戏剧史等课程，都是向培良推荐的。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略》和《中国剧场史》二著亦是向培良主编戏剧小丛书约稿之作。

　　季羡林先生说他积80年之经验，认为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人人皆然，概莫能外。我们在追寻周贻白的学术起点时，固然关注了他学无专师、转益多家的一面，但从他学问起始时期所结交的学人圈子来看，似乎可以探究出周贻白学问根底的另一种出处，也就是说周贻白史学思想的发源、深广以及博大之处，与他所结交的一批同时代的师友学侣是很有关系的。（作者：丁明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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