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顾当今学界，全球化与民族性实为当下之热点话题，诸家之说，各执一端，崇其所善。有以全球化否定民族性者，以尽快与“国际主流学术”接轨；有以民族性否定全球化者，以实现“内圣开出新外王”；更有甚者在西方讲“中国学”，在国内讲“西方学”，以示“会通”了“中西学”。这使我不禁想起陈康先生的一句老话：“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无人可与之竞争，因此也表现不出自己超过他人的特长来。”全球化时代是否要保持学术的民族性？赛义德的“东方学”为我们提供了借鉴。

　　赛义德出生在第三世界，却在西方世界谋得教职，是生在东方的“西方人”，是长在西方的“东方人”。他虽然吃的是“洋面包”，但流淌的是本民族的血液，体现出全球化与民族性的冲突，“东方学”便是对这一文化身份冲突的反思。在赛义德看来，任何一种文化，必须通过他者之“镜”，才能反观自身，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镜像”不是“本身”，待他者之“镜”掌控了话语权，就会成为我“本身”的主宰。西方正是通过“东方学”的话语霸权，用臆构的东方（“the Orient”）取代了真实的东方（“the East”），最终“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如此看来，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是“对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精心谋划”。

　　如何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宰制？赛义德明确地指出，“‘东方学’的答案并不是‘西方学’”。“西方学”与“东方学”乃一丘之貉，无非是“墙头变换大王旗”，仍然是一种褊狭的文化心态。赛义德所强调的是一种“多元文化主义的现实，而不是排外而好斗的、种族中心的民族主义”，“任何对其进行一元化或简单化描述的企图都注定要落空”。

　　不能用全球化否定学术的民族性。借鉴人类文明，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是必需的，但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无论是猪牛羊，还是鸡鸭鱼，都可以吃，但要吸收养分，长出自己的肉才行。如果不加分析地盲目跟从以西方价值观为核心的所谓“国际主流学术”，不但在学术研究上是一种没有出息的做法，更重要的是，它将断送中国学术的独立性，葬送中国学术的未来，其结果只能是将中国的学术变成西方意识形态的附庸，用西方意识形态改造我们的社会和文化。试看今日之域中，能有几人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向西方人讲“西学”？岂有学生给先生上课的道理。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学者梦里不知身是客，总把他乡当故乡。

　　亦不能用学术的民族性否定全球化。马克思早已指出，世界市场的建立，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了”，不仅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这样。于是，“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无限性日益成了不可能”，“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全球化已经成为了不争的文化事实。当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常以“古已有之”抱残守阙，殊不知自己与前清的士大夫无异，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却与古人相去甚远。古人讲皓首穷经，孔夫子一句“无友不如己者”，《中国社会科学报》半年发了三个整版尚处“争鸣”之中，今天的学者谁敢说融贯了群言，包罗了古义？可笑的是我们的一些学者自己不明白也罢，却让三岁的孩童来“诵经”。

　　赛义德对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作过精辟的概括：“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独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糅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各种文明只有历史长短之分，绝无高下优劣之别。要在全球化时代保持学术的民族性，当不分畛域，会通中西，融烁古今，但论是非，切磋交流，升华认识。

　　中国学者不仅要赶超一流水平，而且要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陈康先生要“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之宏愿，当为我辈学人之责任。念兹在兹，“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全世界”。

　　（作者：郑飞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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