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45期特别策划“义和团运动110周年”文章之一。

　　义和团起因一直是海内外学术界无法回避且比较复杂的研究课题之一。令人欣慰的是，以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难题，如今已经分歧日少、共识趋多。

　　百余年来此课题的分歧和共识，成败的关键是在对史料、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探寻与运用上。对义和团的起因主要集中在 “文化冲突”和“强权政治”（晚清称帝国主义侵略）两点上，亦有学者提出了山东、直隶地区的一些具体原因。我认为，“文化冲突”和“强权政治”属于普遍因素；山东、直隶地区的具体原因则是特殊因素。

　　关于“文化冲突”，一个基本事实是：基督教在唐朝、元朝、明末清初以及1900年之后的在华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冲突和碰撞，有时甚至形成教案，但其激烈程度远远达不到1840—1900年期间的状况。当基督教面对一种博大精深、根深蒂固的非基督教文化时，阻力重重是确定无疑的；传教与强权政府形成碰撞之时，冲突愈发加剧；两种文化要达到适应和融合，仅仅在一定条件具备的地方或时段才能获得成功。对基督宗教而言，天主教和新教在传教背景、思路、方法和效果等环节都是有区别的；教内不同派别、差会乃至传教士个人，也有区别。法国科学院巴斯蒂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孙立新教授、台湾辅仁大学陈方中教授等在这方面做了极富启迪的深入研究。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主席单国玺枢机主教曾“诚恳承认当时（义和团时期）一些传教士犯下的错误”，并为此表示反省与道歉，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而深远的影响。同样，对中方传统文化的反应，也应进行理性的具体分析。

　　关于“强权政治”，我认为有三个要点：其一，晚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呈现出特别明显的不平等性。一方面，“19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政治地位”“都源自于外国列强强加给清政府的不平等条约”（美国人裴士丹语）。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西方世界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而中国则远远落后，因而西方单方面掌握着判断“文明”、“野蛮”标准的话语霸权。其二，世界上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滞后于帝国主义的实践。19世纪下半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陆续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全世界掀起资本输出和开拓殖民地的狂潮，然而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研究却兴起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浮田和民的《帝国主义》一书1895年译成中文。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高潮之后，“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才频见国内的书籍报刊，被知识界广泛使用。日本学者幸德秋水的著作《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1901年出版，1902年被译成中文。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所著的《论帝国主义》一书，出版于1902年。列宁有关帝国主义论述的出版已是1916年之后的事了。因此，义和团时期的“反帝”仅仅处于感性阶段，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使其未达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对义和团运动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苏联学者Н.М.卡柳日娜娅即持这种观点，她认为“义和团运动在客观上是反对帝国主义行径的”。应当注意的是，主观上认不清帝国主义的实质，并不能证明义和团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行为。其三，帝国主义侵华的加剧确实是义和团兴起的最重要背景因素。对此，中外人士从1900年至现今均有大量论述。

　　1900年11月22日英国《伦敦报》称：“此次团党滋事，其故首在中国外患日亟”；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办的《清议报》同月也有“今日排外之扰乱非出于中人之本心，实列强召而贾之也”的评论；亲身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日本学者幸德秋水同年在《万朝报》上发表反战言论《斥帝国主义》；经历过布尔战争的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在世界史和东亚史上的转折点；列宁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义和团运动“是各资本主义列强政府在整个东方特别是在中国推行的殖民掠夺政策所引起的”。

　　1924年，孙中山明确表示：“我们对于‘义和团事件何以发生’的疑问，可以无疑无二地答道：‘是因为帝国主义逼着他发生的！’”1926年，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在其著作《中国心灵》中说：“当纷争四起、坚船利炮开始出现、强取豪夺不断的时候，中国人越来越受到外国人和他们的帮凶的压迫。难道胶州湾不是以几个外交人员被强盗所杀为由，被强迫夺走的吗？难道想把中国像切西瓜一样分掉的会谈停止过吗？”1951年，日本学者江口朴郎撰文指出，1900年中国的义和团事件是帝国主义从“世界分割”走向“为了再分割”的世界战争划时期的分界点，义和团的反帝意义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60—70年代，日本学者里井彦七郎比较集中地研究义和团运动，他认为帝国主义侵略是发生义和团运动的首要原因。

　　1987年美国学者周锡瑞的专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出版，他认为“19世纪末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传教士）渗透，传统的社会体系发生了动摇，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2003年，美国学者何伟亚在《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中把中国嵌入19世纪全球的殖民主义历史之中，认为“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只是同时发生的普通民众要求结束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其生活破坏的诸多斗争中的一次”。同一时期，佐藤公彦、狄德曼、相蓝欣等人的论著也都从不同角度表达类似观点。2001年的伦敦会议、2010年的德国会议对此议题的共识均有开拓和发展。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苏位智　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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