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45期特别策划“义和团运动110周年”文章之一。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发展，其根本原因当然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加之西方传教士欺压民众，官府又畏惧洋人“袒教抑民”，遂激起民众反抗。

　　同时，义和团运动之发展，与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有直接、重要的关系。清政府对义和团由剿而抚，是义和团运动发展并走向高潮的直接、重要原因。而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和态度，又与戊戌政变以后慈禧及后党集团与西方列强的矛盾有直接关系。

　　慈禧及后党集团控制的朝廷中，弥漫着仇视西方的气氛。清政府对义和团由以“剿”为主到以“抚”为主的主要原因，是控制清政府的后党集团“想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来制止列强扶保光绪，让西太后继续垂帘执政，使溥儁早日即位，以保证他们更加飞黄腾达”。这一转折出现于1900年5—6月间。

　　义和团运动威胁着在华洋人的生命，同样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所以在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是有剿有抚、以剿为主。而西方列强则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镇压不力。

　　由于西方列强在戊戌政变中袒护维新派，之后又阻挠慈禧太后的废帝立储计划，引起慈禧及后党集团对西方列强的不满和愤恨，此导致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由剿杀转向招抚和利用。清政府招抚和利用政策是义和团运动发展特别是进入北京达到高潮的重要条件。

　　纵观戊戌政变之后的慈禧及其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可以看出，慈禧及后党集团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朝廷的大权能否掌握其手中以及其政权能否得到西方列强的认可。慈禧及后党集团的政策均以此为出发点，对义和团是剿是抚，亦均以此为据。义和团成为慈禧及后党集团与西方列强对抗中可以利用的一张牌。

　　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初曾遭清政府镇压。而清政府当镇压政策未果且与列强矛盾加剧之时，出于一己之私转而利用义和团对抗西方列强，其愚昧且近乎疯狂的举动，招致中华民族一场空前的劫难。这一撼人心魄的悲剧，为后人留下了永久值得回味的教训。

　　义和团运动对辛亥革命的发生和进行有一定的影响。经过义和团运动及庚子之变，仁人志士更加看清了清王朝的颟顸愚昧、腐朽反动。吴玉章指出：“‘八国联军’的侵入北京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一切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感到非常耻辱和痛心。”孙中山指出：经庚子之变，“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由此，革命者推翻清廷，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紧迫感更加强烈，对推动清末革命运动的发展及辛亥革命爆发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武昌起义爆发前夕，刘复基、杨洪胜、彭楚藩三位革命党人不幸被捕，在回答清政府官员“为何要造反”的责问时，彭楚藩答称：“庚子之役，仇教仇洋，引起战祸，及至兵临城下，又将汉族良善臣民任意杀戮，甚至瓜分倡议，不惟无以挽救，犹谓将中国送与外人，不予家奴！”此番言辞表示了对清政府庚子年间之政策作为的强烈谴责，从中可以感觉到庚子之变给予革命党人思想上的深刻影响。

（作者：李学智　迟维强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期策划采写小组：童力 李潇潇 雷家琼 刘鹏 宋晖 黄维政 江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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