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45期特别策划“义和团运动110周年”文章之一。

　　义和团时期最大的焦点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这一压向大清帝国的“冲击”是全面性的，不仅是民众社会，知识分子、官界、经济和军事各领域也受到了冲击。它们互相缠绕引起连锁反应，并连续扩散。

　　德国占领胶州湾后，1898年3月22日，孔孟子孙17人和山东省举人103人在北京向都察院呈递公文，诉曰：“正月初一德人率多数，闯入即墨县文庙，破坏圣像四体，抉取先贤仲子双眼，肆意践踏。”“远近士庶，闻此皆愤懑”，祈求总理衙门与德国交涉。洋人污辱中国圣贤的行为引起了公愤，士大夫知识分子从这件事情看到了丧失“国体”和亡国灭种的影子。梁启超曰：这一消息传到北京，“公车大为愤激”，集合麦孟华等11人向都察院呈递上书，称事件是“欲灭我圣教”，“吾教之盛衰，国之存亡，皆在此举。”在上书活动中署名的举人超过2000人。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和呼吁组织保国会正是德国占领胶州湾时进行的。

　　为制止德国占领胶州湾，清政府请求俄国出面介入。但俄国舰队没有驶入胶州湾，而是停泊在旅顺港，并违背清俄密约，提出租借要求。清政府为之哗然。陈宝箴、张之洞，最后连梁启超也“上书”反对租让。

　　1899年2月，俄国官吏带兵到刘家店强迫村民立限纳粮，并抓走拒绝交粮的24位村民。次日，又来村绑走绅士，通告限七日完粮。对此村民持械抵抗，遂成搏斗。死者达94人，受伤者多数。事件升级为外交问题，俄方反诬是因租借地设定而厘金收入减少的华官唆使村民引起混乱，所以责任在于他们。俄官在当地挨家挨户催促征粮，刘家店等村的佃户和贫民被迫流离失所。约1000名难民家族来到盛京（奉天）将军衙门，请求分配用于移住的荒地。

　　3月13日，法国代理公使吕班向总理衙门提出：确保在云南、广西、广东的法国势力，任命法国人充当邮政总管，修筑越南至昆明铁路，在南省海面设立“屯船之所”，要求限期答复。这是一个建立与越南连成一片的华南势力范围的要求。

　　应怎样理解在上述背景中登场的“民众”人物呢？我们可以确定，从他们身上所看到的反外国国家主义的不屈抵抗精神，是至知县、道员、中央官僚所广泛共有的一个潮流。在“瓜分危机”时，才形成如广袤原野般的反抗瓜分中国和反基督教运动。这里，要捍卫的正是“国家”、“国体”，即“大清国”、“朝廷”。所以，保卫乡土=保卫圣教=捍卫大清国国家和国体。在这基础上义和团展开“扶清灭洋”的战斗，其旗印“扶清灭洋”就是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战=反基督教=保卫圣教、乡土=保卫清朝国家。就是说，“中国”、“清”和“中华”属一体。所以对于这个救国救民的民众抗战运动，国家认为“民心可用”，并且自身也下决心抗战。这个传统的民族、国家主义在义和团以后，逐渐让位于新知识分子的国家主义，但是他们的气概和顽强的性格依然留存于社会中，将一直流传下去。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佐藤公彦　单位：东京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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