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45期特别策划“义和团运动110周年”文章之一。

　　狄德满教授的新作《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的基督宗教传播与社会冲突》是在其1991年递交给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1868—1900年间的华北乡村动乱：以鲁南地区为考察中心》（Rural Unrest in North China 1868—1900: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for South Shandong）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著的中译工作正在进行中。

　　这部书最让中国学者感兴趣的材料是档案。首先是美、英、德、法等国家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如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的1863—1906年间美国驻烟台领事报告，英国外交部档案馆所藏的领事和大使档案之与中国的通讯。其次是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所藏的档案，如美国北长老会海外布道部档案之中国部分，伦敦会所藏档案的国外来函之华北部分，宣道联合会图书馆所藏的《华北传教组织信函选刊》。再次是中文的档案文献，如吕实强等人编写的《教务教案档》等。

　　第二种为传教士当时的记录。第一部分是传教士的传记，如克劳斯（Kraus）所著《佛尔白传》（P. Anton Volpert）、艾赉沃（Léopold Gain）所著《回忆录》（Souvenirs）、里希特霍芬（Richthofen）所著《中国日志》等。第二部分是传教士当时的游记或著述，如阿姆斯特朗的《乘苫子前往儒家圣地的旅行》（In a Mule Litter to the Tomb of Confucius）、安治泰（John Baptist Anzer）的《从山东到苏北的冬日旅行》、法思远（Forsyth）的《中国的圣省山东》、里希特霍芬的《山东及其门户胶州》等。

　　第三种为报刊杂志。这既包括当时国内外发行的通俗性报刊，也涉及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某些专业性期刊。前者诸如《京报》、《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京津泰晤士报》、《德文新报》、《青岛新报》、《孖剌报》、《华人时报》；后者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区》、《天主教传教事业》（Katholische Missionen）、《天主教传教区周刊》、《上帝之城》（Stadt Gottes）、《传教阵地》（Mission Field）、《第五系列研究》等。

　　第四种为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差会（或修会）和传教士与母会（或教廷）之间的往来信函或信函汇编。如《泽西信函》、《通信年鉴》、《耶稣使者报》等。

　　全书的研究时间上迄1868年捻军起义失败后，下至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它尝试在历史学的框架下引入集体行动理论。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和《革命与集体暴力》（Revolution and Collective Violence）等著作中把历史上的集体行动划分为三种类型，即“竞争性”、“反应性”与“主动性”。狄氏在此理论基础上借鉴了安东·布洛克（A. Blok）著《一个西西里村庄的黑手党》（The Mafia of a Sicilian Village）一书，尝试性地把山东地区所出现的集体行动归属于查尔斯·蒂利的集体行动模式中的第一种和第二种模式即“竞争性”和“反应性”。已经有部分学者在吸收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安德鲁·华尔德（Andrew G. Walder）等人的集体行动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近现代史出现的集体行动作了尝试性解读，如美国学者裴宜理著《上海罢工——上海工人政治研究》、美籍华人学者王冠华著《寻找正义：1905—1906抵制美货活动》、美国学者霍宁著《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日本学者菊池贵晴著《中国第三势力史论》等。狄氏似乎想表达的是山东地区素有集体行动的传统，这个内因正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主因，而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和基督宗教的传播这个外因所充当的只是催化剂或者是导火索的作用。这种论述基调的成立与否还值得进一步考察。

　　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专家程歗教授认为中国学界在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上“已经相当深入地考察了以特定区域为依托的各种民间组织，是怎样从历史的深处‘走’出来的；现在，我们则可以进一步讨论这些组织是怎样在变化了的区域格局中‘动’起来的。换言之，需要在‘区域’和‘组织’之间寻找新的可以涵盖和沟通两者的研究角度”。狄德满教授在研究思路上无疑迎合了这个要求。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崔华杰　上海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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