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关注新贫困中的女性处境

　　□本报记者 唐红丽

　　“由于改革、社会转型、城市化、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等对妇女的影响，中国当今社会性别与贫困问题形势严峻，特别是新贫困中的妇女处境。及时修正反贫困政策和措施中对妇女和社会性别视角的相对忽视问题，亟待各界关注。”在11月29日北京举行的中国妇女研究会2010年会暨“北京+15”论坛之“社会性别与贫困”分论坛上，“社会性别与贫困”研究课题组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提出增强国家反贫困政策和措施中社会性别平等关注的建议。

　　本次会议由中国妇女研究会主办，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承办。

　　女性比男性更易陷入贫困

　　与会学者认为，与男性相比，妇女更易陷入贫困。在同样贫困的条件下，男女两性对贫困后果有着不同的承担和体验：在资源极度贫乏的情况下，女性的相对被剥夺程度更高，承担贫困生活压力更大；性别不平等导致了妇女拥有更少的资源和增加收入的机会，也缺乏运用这些资源的条件，这必然导致很多女性陷于贫困的陷阱而难以自拔。而贫困妇女的这种脆弱性又进一步加深了她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因此，处于新贫困中的妇女面临着比男性更糟糕的现实。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妇女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社会性别与贫困”课题组负责人赵群分析指出，所谓新贫困，是相对于传统的贫困定义而言的。目前导致贫困的实质原因是人类发展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机会和选择权的被排斥，但恰恰是这些机会和选择权利才能把人们引向一种长期、健康和创造性的生活，使人们享受体面生活、自由、自尊和他人的尊重。由此导致新贫困中的妇女更易在各种艰难的时刻受到贫困的侵袭。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金一虹从“城市新贫困与性别研究”方面，分析了城市新贫困群体中女性面临的几种处境，包括：在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女性更容易遭受下岗失业的打击，失去稳定生计和福利；在“工作的穷人”中，女性所占比例更高；农村进城流动妇女在双重边缘化下成为城市新贫困者等。

　　联合国艾滋署国家项目官员郭瑞香认为，女性艾滋病感染群体也已成为值得重视的新贫困女性人群。

　　而部分老年女性因受教育水平、家庭和社会地位等因素影响，也已成为新贫困的重要组成群体之一。

　　汕头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教授冯媛则从社会性别的维度看到，在灾害面前，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妇女都更加容易成为灾害的牺牲品。数据显示，妇女在灾害面前致死的可能性是男子的14倍。

　　女性新贫困致因呈现多样性

　　与会者认为，新形势下，女性贫困问题的原因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冯媛认为，金融危机和全球化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使得从事服装加工、玩具、电子行业等工作的女工在经济上受到冲击。这是新形势下妇女贫困问题的新因素。

　　而在经济体制转型期、城乡统筹背景下的新一轮城市化扩张中，城市失业妇女和农村失地妇女成为新的城乡贫困群体。研究表明，在农村从夫的婚姻制度中，在农村社区和家庭范畴内，很多妇女在婚嫁过程中逐渐失去土地承包权，土地补偿的分配权也被剥夺，这意味着农村妇女失去了最后的生活保障。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马东平博士认为，近年来，中国的贫困人口更集中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事实，也需要我们在认识、政策和行动各个层面关注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并找到和具体民族文化相适应的策略和方法，问题和挑战依然存在。

　　郭瑞香指出，艾滋病成为一种由于贫困、失业以及穷人通常采用的生存策略带来的疾病，而妇女占全球成人艾滋病感染者的52%。由于有限的决策能力、缺少经济资源、受约束的流动及其照顾子女的责任，妇女更可能面临获得HIV预防、治疗和关怀服务方面的障碍。

　　学者们认为，社会服务市场化导致的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资源占有和分配不均，社会保障制度缺乏性别敏感等，也是导致当下女性贫困的重要因素。譬如更为贫困的妇女不能及时得到扶贫信贷资金；在反贫困战略中过分强调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忽略相关的组织、管理和能力建设：妇女在社区公共事务决策中仍然处于边缘和被排斥状态，贫困地区许多女孩由于经济困难辍学而无法享用修建了的学校，辍学学生中女性占4/5。

　　解决女性贫困须建性别敏感政策系统

　　赵群指出，因为妇女能够带来新的能量、新的视野和新的组织基础，对于社会性别平等富有创造性的承诺，如果没有纳入社会性别政策系统，社会发展过程将充满挑战。城市反贫困必须建立具有性别敏感的、消除社会排斥取向的政策系统。

　　赵群认为，首先，要将社会性别平等作为反贫困的目标纳入扶贫规划和社会保障制度。当发生经济危机、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以及自然灾害等情况时，研究并制订预防和缓解妇女贫困风险的预案，在制订减贫、减灾的政策、机制、措施中改善性别不平等状况。在扶贫开发的各种措施中需注意增加妇女对资产（土地、房屋、信贷、技术、信息等）、社会资本等占有及控制的项目设计和资源分配；改善现有的信贷、技术培训及服务，保证信贷服务、技术培训和技术推广服务的资源对农村贫困妇女的可及性。

　　其次，重点关注老年、残疾、单亲、失地、失业的妇女，政府财政、民政要加大城乡边缘贫困妇女的社会福利资金的投入，建立政府救济和社会互助相结合的制度。

　　另外，要关注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为单亲妇女提供就业渠道和稳定生计的培训。医疗部门应对患重病的特困的老人、单亲妇女、艾滋病患者和严重残疾妇女发放医疗救助卡，使其享受医疗优惠政策，并弥合城乡之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之间的差距。

　　赵群认为，政府和学界应完善反映贫困现状和反贫困实践效果的分性别监测、评估指标和分析框架与评估机制，并借鉴国际上先进的评估机制进行比较研究，以提供分性别和年龄组的贫困现状和反贫困实践效果等重要资料作为政策完善的依据。同时，增强政府、学术界及民间组织在社会性别与反贫困新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引导社会共同关注新贫困中女性处境的改善。（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研讨“平安协会”经验 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本报记者 刘倩

　　11月22—24日，由中国政治学会、济南大学和中共泰安市委政法委共同主办，中共新泰市委市政府、山东省政治学研究会和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承办的大众政治参与和社会平安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济南、泰安两地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中国政治学会会长李慎明出席了开幕式。

　　在3天的会期中，来自全国政治学界的近70名专家学者实地考察了新泰市依托“平安协会”化解社会矛盾、创新社会治理的典型，并围绕其历史必然性、可持续性和可推广性等问题广泛探讨了发展大众参与型社会治理模式、推动现代国家建设和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等时代课题。

　　“平安协会”能够有效整合社会治理资本

　　与会学者高度评价了新泰市“平安协会”的实践和理论价值，肯定了它作为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自治组织在处置突发事件、开展法制教育、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公民政治参与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包心鉴指出，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正进入重要的战略期，社会治理和民主建设是未来发展的重要命题。研讨、总结“平安协会”经验在根本上就是要探寻社会稳定的指导思想、社会矛盾的化解路径和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杨海蛟看来，“平安协会”的时代性和多元性特征一方面使其有别于西方语境下的非政府组织，始终保证了党对群众自治组织的领导，一开始就被纳入到社会管理体系中；另一方面通过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层次的多元化、方法的多元化和模式的多元化有效地整合了社会治理的资本，适应了利益多元化向纵深发展的时代特征。
　　“平安协会”经验可持续可推广

　　围绕“平安协会”经验的可持续性，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院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周光辉从三个方面予以了肯定。一是其满足了政府求稳定、企业求安全、群众求福利的多方要求，是一种能实现帕累托改善的共识性改革；二是其符合了效率原则，从预防、化解入手，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社会矛盾的不利影响；三是其具有较高的组织化、制度化水平，与政府综合治理办公室形成了良性的互动机制。

　　山东大学教授方雷等则指出，以“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为主力的人员接续以及协会经费的可持续性，尤其是企业捐助的制度化是“平安协会”未来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通过坚持制度化、开放性和公共性来拓展其生存空间。

　　“平安协会”经验的可推广性也是与会学者关注的焦点。周光辉指出，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是其具有普遍意义和可推广性的基础。从国情看，它充分运用了以调解为基础的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体现了“和”文化的精髓；其政府主导、公民参与的运作机制适应了中国的政治架构，有助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科联党组副书记桑玉成则强调，新泰经验的典型意义存在两个前提性命题：一是政府与公民、国家与社会基于合作而共同承担社会管理责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以民主政治的发展为其必要条件的。重视社会自组织的成长反映了当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最新动向。二是任何社会活动的主体必须高度重视其公共责任，责任与权利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这两个命题关系到政治发展的前景和路径，也是新泰经验的启示所在。（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社会治理模式呼唤进一步创新

　　与会学者积极为“平安协会”的发展建言献计。山东政法学院院长李玉福、武汉大学副教授储建国等强调，如何正确定位协会是保障其未来发展的前提。作为功能性自治组织，平安协会从组织定位上应当坚持自治性、彰显民间性，避免成为政府机构的延伸；从功能定位上既不宜无限扩大，也要充分发掘其在保障公民权利、推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积极影响。此外，如何厘清、界定协会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也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方雷指出，协会与政府之间应通过制度化安排使其参与到一定范围的政府决策之中；协会与党支部、村委会要加强协调、合作，共同参与到社会管理之中，同时避免功能的重复。

　　与会学者表示，将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置于现代国家建设的视野之下，深刻认识公民政治参与和群众自组织对于改善社会治理、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意义，深入探讨大众参与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规划等具体内容将成为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成立

　　本报讯（记者项江涛）11月28日，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成立仪式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冯其庸题词：“继承传统，发扬传统”；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欧阳中石题词：“文字立体，笔刀同工”。

　　北京语言大学聘请知名书法篆刻家黄惇任该所名誉所长，朱天曙任所长。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还聘请饶宗颐（香港）、冯其庸、欧阳中石、傅申（台北）、薛永年等任顾问。据悉，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将依托本校学科背景，以书法国际交流和域外传播为特色，为北京语言大学建设“国际型、高水平”大学和对外文化艺术的传播发挥重要作用。（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青年学者聚南开研讨少数民族文学

　　本报讯（记者郭烁 通讯员曾斌）11月26—27日，第二届“‘美人之美’——跨学科视野中的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暨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理论与实践”青年学者论坛在南开大学文学院举行。

　　论坛期间，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俐俐、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主任钟进文分别作了题为“‘软传递载体’与民族文学理论建设的几个范畴”、“近五年来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主题发言。

　　与会青年学者围绕跨学科视野与比较文学维度下的民族文学理论研究、各时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个案研究等议题发表了各自观点，并就跨学科视野下的民族文学个案研究、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问题、各民族文学现象研究及理论思考、口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深入的讨论。

　　本次论坛由南开大学研究生院主办，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协办，南开大学文学院承办。（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节日文化研究基地揭牌

　　本报讯（记者陈静）近日，由山东大学、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办，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民俗研究所承办的近现代社会变迁与中国民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节日研究》首发式在山东大学举行。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方宏建出席开幕式，并为中国节日文化研究基地揭牌。

　　大会汇聚了对近现代社会变迁中的民俗事象及民俗学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分为近现代社会与民俗变迁、民俗学理论与历史、民俗学事象研究以及非物质文化保护与发展四个板块。

　　本次研讨会的一大特点是关注当代社会生活，将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惊天大事与发生在身边的琐屑小事统统纳入学术视野，探索国家政治、民俗变迁与当代民俗学的学术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大小贯通，鞭辟入里。（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将首次在海外举办

　　本报讯（记者孙龙）“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第六届（海外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12月6—10日在狮城新加坡举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赵德润11月30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信息通报会上宣布。

　　据赵德润介绍，本届论坛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炎黄国际文化协会、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新加坡华裔馆、新加坡儒学会、新加坡南洋学会、新加坡炎黄文化研究会共同协办。论坛主题为“文化共生——中华文化与东南亚文化的交流、会通和发展”，来自海内外的学者将就“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多元共处”、“中华文化与东南亚文化的交流、会通和发展”和“中华文化与新、马的社会发展”等议题进行研讨。

　　“新加坡独特的人文环境，充分印证了本次论坛的主题。中华文化‘和而不同’、‘和谐’、‘会通’等理念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检验和丰富。”新加坡炎黄国际文化协会会长林祥雄告诉记者。（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食品安全问题引学者关注

　　本报讯（记者刘维维）近日，生态食品与化学添加剂公共政策座谈会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食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讨论。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评议召集人李里特认为，目前国内的食品加工不光是添加剂问题，还包括农业、化肥、激素、环境污染的问题，从而造成方方面面的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引起重视，特别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在食品安全评估方法和标准上作进一步的规范。

　　讨论完毕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审邢东田代表与会专家宣读了“对加强食品添加剂与强化食品监管的几点建议”，包括建立公开透明、公正严格的评审机制，建立消费者听证制度，建立严格准入制度，以及建立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制等，并号召“用生态文明改造工业文明”，“提高全民食品安全意识”。（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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