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51期特别策划“我们这一年”文章之一。

　　2010年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争鸣”版，讨论过“国学”，也争论过转基因，探究了汝窑遗址引出的悬疑，亦评定了难以翻案的袁世凯，通过争鸣明确了《我与黄先生的谈话中关于中国的若干评述》的作者确是孟德斯鸠，却仍然难以辨明曹操墓的真伪，梳理一年来争鸣版陆续发表的文章，大致可以归结出五大关键词。

　　关键词之一：国学

　　刘泽华先生《对弘扬国学、儒学若干定位性判断的质疑》及林存光先生《也谈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与方法——评梁涛儒家道统论的“国学观”》两篇文章，可谓是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关国学讨论的发端。刘泽华先生认为，“从国学、儒学中可以吸取某些营养，但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源泉，主要应是中华各民族创建发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林存光先生则提出，“不同的视角自会导致不同的‘道统’论说。梁涛先生所谓的‘儒家新道统’说最多也不过是一家之言而已”。于是，引起了不同层面上关于国学及国学研究的“百家争鸣”。

　　争论围绕“国学”当倡导还是“冷”思考，“国学”是否该列为一级学科，如何界定“国学”以及“国学”研究的立场、方法等问题，韩星先生谈到，“正因为中华文化近代以来主要是‘失本’，所以现在要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即回归中华文化的源头，在回归中创新，而固本的学术基础就是国学”。陈启云先生认为，“‘国学’应是在科际整合的指标下，对整体中华文化和传统学术的科际综合研讨和学习的一种可行的基本学科”，“可补救现行各科系乃至各学院的学理和内涵互相割离和隔离的缺点”，而扎拉嘎先生提出，“在弘扬传统文化和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维护今学的话语优先权，不断推进文化创新和理论创新，是从传统文化资源大国向当代文化大国过渡的必由之路，也是国学亦即中国特色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之二：调解优先

　　所谓“调解优先”，即把调解贯穿于立案、审判和执行的各个环节。但学界有观点认为，这样一来，法院正面临成为调解院的可能。调审不分“造成程序和实体的双重软化”。其结果是，调解吞噬司法，以至于“法将不法”或者法归于零。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于这一主题的争鸣中，范愉先生提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既是一个重要的司法政策和工作原则，也是一个重要的价值判断。我国拥有悠久的调解传统和资源，但立法和制度设计仍然是以诉讼为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政策的提出，反映了我国乃至人类社会共同的纠纷解决需要。这一理念是对传统法学思维和司法传统的重大突破，反映了人类社会和法治自身在发展中的一种反思和进步。徐昕先生认为，调解的确有很多好处，但真相是不可调解的。正如审判一样，调解并非万能，也未必适合于所有纠纷。“调解优先”过度强调了调解的作用，这可能导致权利打折、规则缺失和司法权威的削弱。法院毕竟不是“调解院”， “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和调解率的硬性要求应当调整。

　　关键词之三：宗族社区

　　关于谁是“宗族社区”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争鸣”版5月13日刊发了杜靖先生的文章，他认为，林耀华先生首先提出了“宗族社区”这一概念，弗雷德曼“宗族社区”思路是从林耀华而来，而“日本本土的相关研究始终未发育出有关宗族和村落相叠合的理论分析架构”。杜靖先生不赞同科大卫教授在其《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一书的“序言”中所提到的观点，即中国宗族研究中的“宗族社区”分析思路源于弗雷德曼，而最早提出者是日本汉学家。

　　这一讨论又引出关于日本汉学界是否存在“宗族社区”理论的争论，林济先生提出，日本学者清水盛光的村落共同体理论就是宗族和村落相叠合的理论分析框架，科大卫教授所说“日本的汉学研究，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就认为‘自然村落’产生社区，而社区产生宗族”也基本上是一个恰当的评语。然而，杜靖先生表示，清水盛光强调的是血缘意识，“村落共同体”理论并不等同于“宗族社区”概念。新一轮的探讨正在进行中。

　　关键词之四：转基因

　　转基因食品是“理性的选择”还是有风险的选择？中国科学院的张安立教授质疑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令人担忧，“具有抗虫害、自动除杂草的转基因作物，其作用机理与传统农药有无不同，会不会将毒性物质传送给消费者的有机体系？某种转基因食品可以抵御细菌入侵，是否也会使我们体内外菌群产生变异，从而对所有的抗菌素产生免疫力？”他认为，这些问题尚无定论，且由于转基因作物的入侵性和污染性，大面积种植转基因作物还会减少食物多样性等，或将带来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

　　而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孙美华教授回应称，其实所谓抗虫害基因是一种特殊的毒蛋白，只对虫子起作用，对人体无害。“和同类作物相比，转基因作物能大量地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并且受到了更严格的监管。因此，和非转基因食品相比，转基因食品只会更加安全”。看来，转基因技术真正从实验室到餐桌，虽仍需考验，但也曙光在前。

　　关键词之五：曹操墓

　　正如曹定云先生在《再驳曹操墓争论中的四种“造假说”》一文（《中国社会科学报》11月4日）中所提到，“2009年河南安阳高陵曹操墓的发掘，像是一颗‘重磅炸弹’。发掘出来的消息一经公布，就在考古界、文博界、史学界和社会上引起极大争论。2010年8月21日之后，学术界又发出新的质疑声音，一些学者提出了‘新看法’，那就是曹操墓中，不少‘文物’是‘假的’：《鲁潜墓志》是假的，是人为‘埋地雷’埋进去的；‘魏武王’铭刻也是假的，是人为造好后，通过民工‘塞进’墓葬中去的；画像石也是假的；‘黄豆二升’石牌是假的；甚至整个曹操墓所出文物都是假的，只有一号墓墓门口所出那把生锈的铁剑是真的，如此等等”。

　　质疑与回应，学者们从考古学、史学、文学甚至金石学等多个角度在《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一学术平台展开深入地探讨、激烈地争辩，曹操墓真伪问题成为2010年学术争论最大的热点。对此问题的交锋与讨论虽尚无定论，但“考古工作者不可能一下子对发掘出来的所有文物都作出合理的解释。经过多少年研究之后，有的弄清楚了，有的可能仍弄不清，也属正常。但这跟有意去‘造假’，性质完全不同”。在众说纷纭中，曹定云先生作为一名考古学者的上述看法，或可有所启发。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周尧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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