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51期特别策划“我们这一年”文章之一。

　　编者的话：

　　2010年，共有48位中外学界精英、军政官员在这里展示了他们的学术风采、思想魅力和智慧光芒。本版现摘录部分观点呈现给读者，与大家一起用这些时代哲思为行将过去的这一年做一枚纪念标签。新的一年中，“对话”版将继续秉承“高端、精英、前沿”的定位，立足学界、服务社会，为推动思想传播、学术积累和中外交流贡献力量。

　　故宫学：连接“物”“史”的载体

　　物和史原本是两个不同类的事物，前者是文化载体，后者是记述历史发展的文字。我认为：“物非鉴史物非物，史无物证史无史。”“故宫学”就是要把这两个分家的事物牢牢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以物证史、以史论物、史物结合、物物相证”。过去，研究上古史，非常注重出土文物，而研究明清史，则非常注重文献，对实物却不够注重，这与博物馆的开放程度有一定的关系。故宫学研究方法的要旨之一就是要将宫廷文物的研究与宫廷历史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故宫学”涉及范围很广，其理论要旨是以明清宫廷文化遗产（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展示、传播为核心，联系并打通相关学科，在内容与方法两个方面形成特色鲜明的故宫学派。“故宫学”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色是跨学科性。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

　　《中国社会科学报》2月11日 第64期

　　从宏观上把握社会科学的科学性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人类社会实践与思维活动的结晶。哲学与社会科学比起自然科学更为宏观、全面，如果说工程科技是解决一定领域内的具体问题，那哲学就是用来解决所有问题的。社会科学是研究时空跨度很大的、宏观的科学，它的基础是人类历史的发展、人类思维方式的进步。社会科学虽然是宏观的，但也需要社会实践来验证。我认为应从宏观上把握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我忠实信仰马克思主义，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的论断至今尚无人超越。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有一个总的科学体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有在正确的体系下才能有一些具体、可行的科学方法，如果连体系都不承认或作了错误的选择，那么社会科学的讨论就没有了基础，而不同范式下的辩论往往是无效的。

　　——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

　　《中国社会科学报》3月2日 第67期

　　我国女性高层次人才不足

　　我国女性高层次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与妇女在经济社会中的参与程度还不相适应，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当今世界潮流还有一定差距。我国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占44.9%，科技队伍中女性超过了三分之一，但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只占5.06%， “973”、“863”计划中担任首席科学家的女性仅占4%左右。在参政领域，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女性比例仅为21.3%和17.7%，省部、地厅、县处级女干部比例仅为百分之十几。即便是在女性比较集中的卫生、教育、新闻出版等领域，也存在女医生、女教师、女编辑记者多，女院长、女校长、女总编、女社长少的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陈至立

　　《中国社会科学报》3月4日 第68期

　　当前要重点发展学统的儒学

　　“儒学”必须要让它面向现实，而“儒学”本来就是要求“治国平天下”的，但主要应从学理上（即其“学统”）发挥作用。对儒学的研究可以有三个向度，一是政统的儒学，二是道统的儒学，三是学统的儒学。现在我们可以重点来发展学统的儒学。因为政统儒学的负面影响是比较多的，比如说等级制、三纲六纪，可以研究它，但不需要过多发挥它，因此我不赞成把儒学政治意识形态化。另外道统儒学，如果道统的思想过强，也就是派性过强，就会容易排斥其他学说。现在是多元化的世界，文化处于多元化的世界，不仅面对世界各民族各国家要讲多元化，甚至面对中国自身的56个民族也要考虑文化多元化的问题，所以要和其他各个民族的文化共同发展才可以，不共同发展就会引起麻烦。

　　——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报》4月22日 第82期

　　中国学术界要“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

　　我一贯主张，在学术问题上可以争论得面红耳赤，但这不应影响学者之间的友谊，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学术领域和非学术领域。如果在学术讨论和批评中掺进种种非学术因素，或者因为学术观点不同而影响学者之间原有的友谊，在我看来，都不能认为是适当的。

　　我也一向主张中国学术界“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学派要靠正常的学术争鸣来促进。学派应该是从不同的方面抓住和体现时代的精神，这是学派的灵魂、学派的生命，否则所谓“学派”就只是徒具形式而无实际内容的空壳。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郑杭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9月9日 第122期

　　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之间存在矛盾

　　无论用历史眼光还是以世界眼光来看，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之间的关系都存在矛盾的一面。在国家可利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果用于国防建设的资源多了，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势必减少。反之亦然。正因如此，历史上曾有“大炮还是黄油”的两难选择。近年来，美、英、日、以色列等国家都在国防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经验给我们很多启示。在有所借鉴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强调，要着眼于中国的国情，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发展道路。

　　——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赵可铭上将

　　《中国社会科学报》10月7日 第128期

　　价值判断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求历史的实况，史料考证和文本诠释都十分重要。但历史学不是史料学，理解历史还需要理论，需要借助于抽象思维和理性判断。20世纪中期的史学革命要打倒历史主义，代之以科学的史学。但我认为，用科学方法分析历史是完全有必要的，打倒历史主义则不必如此。价值判断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否则就无所谓“以史为鉴”。史学应有两种功能，即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作实证分析时，要把所论事物或行为置于它们所处的具体历史背景下。作规范分析时，则是用今天的价值观评论它们当时的得失，还包括它们对后人的潜在效应，并揭示其历史局限性。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因为我们今天的评价也是有历史局限性的。

　　——中国经济史专家吴承明

　　《中国社会科学报》11月11日 第138期

　　西方媒体带着冷战思维报道中国

　　中国读者的看法是：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关于中国的报道内容广泛，态度充满敌意。产生这种感知是可以理解的，毫不奇怪，任何一国公民很自然地以他们自己经历的事情为中心，而不易理解为何他人没有相同的关切。对中国而言，理解会更加困难，因为在许多报道中无疑存在着批评，而这些报道不可避免地会使许多中国人不高兴。客观地讲，西方的很多报道依然带着反共产主义的冷战思维来观察中国。无论中国在过去30年间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讲述的关于中国的几乎所有故事都是扭曲的，以配合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外部威胁的需要。

　　——英国传媒学者科林·斯巴克斯

　　《中国社会科学报》2月4日 第62期

　　“金砖四国”难改国际社会的权力结构

　　权力结构总是在改变之中，因为这是国际关系基本的持续性因素之一。很多国家成功了，也有很多国家失败了。我认为作为一个集体的“金砖四国”，整体上对权力结构的改变并不那么具有意义。俄罗斯很大程度上处于倒退中，和中国的适应力不同，它在向后走，它的人口在减少，国家也在变小。俄罗斯可以发挥区域性的影响力，但不太可能很快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巴西有很好的潜力，但一直是潜力。过去十年间巴西的大发展也许能超越过去，但它仍然要走很长的路才能成长为大国。因此我不认为巴西明天就能变成一个大国。印度也有很多问题，尤其遇到很多环境方面的难题，因而对印度能否成为世界大国要打上大大的问号。当然，它仍然是一个地区性大国。总的来说，中国是改变国际权力结构的重要角色，权力分配是否发生变化则要看美国是否变弱，我们永远也不应低估美国。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英国学派领军人巴里·布赞

　　《中国社会科学报》3月11日 第70期

　　古巴社会主义在向前走

　　尽管受到经济封锁、自然灾害和全球经济危机等外部因素的侵扰，但所幸的是——古巴社会主义至今没有犯过战略性的错误。自2008年以来，古巴采取了一系列完善制度性建设的有效措施，如重新安排劳动力、促进土地和能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重组经济和金融部门、放开通讯产品和家用电器的消费限制等。大力发展国家经济、制定古巴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巩固和维护古巴社会主义的成果是当前古巴各界的共识。马克思列宁主义、何塞·马蒂思想和菲德尔思想是古巴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其核心要义在于公平正义、团结合作、国际主义、多边主义和世界人民的自决权。

　　——古巴驻华大使佩雷拉

　　《中国社会科学报》6月3日 第94期

　　21世纪是变革即将到来的时代

　　21世纪的当今世界，我们预感到这是一个真正的变革即将到来的时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利润至上主义的矛盾，加进了各种新的形式，正在考验资本主义制度能否存续下去的问题。资本主义经济的急剧增长，从根本上威胁着地球环境。我们把世界分成四个群组，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谋求社会主义的国家、亚非拉国家、旧体制崩溃后的苏联及东欧国家。我们认为，本世纪，在这四个群组中变革的条件都可能发展。即使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变革也必定成为现实的课题。我们期待着在21世纪较早的时期，能在日本开始发生变革。

　　——日本共产党前主席不破哲三

　　《中国社会科学报》6月10日 第96期

　　中国要建构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体系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批学者开始向西方特别是美国学习社会科学的研究。当然这样的结果便是中国学者熟练地掌握了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一套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近年来，要求重视本土知识系统的呼声越来越高。我认为建构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体系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有很多只有在自己的文化里才能够准确掌握的特殊概念，如“编制”、“公务员”……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需要中国自身的概念化解释。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也是需要重建的。据我所知，越来越多的具有中国背景的学者在海外成绩斐然，他们熟知汉语，完全可以在两种不同的学术环境中游刃有余。这些学者或对推动未来中国自身的社会科学研究有所贡献。

　　——哥本哈根大学中国学教授柏思德 《中国社会科学报》10月14日 第130期

　　中印两国不只是竞争对手

　　尽管社会制度截然不同，但印度和中国作为两个人口大国，市场庞大，经济增长率居世界领先，吸引世界各国的瞩目。在这种情况下，对两国进行比较是不可避免的。两国之间在各个领域竞争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不过，双方要认识到这种竞争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两国在第三国以超高的价格收购油田，这对双方都没有任何好处，并且会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我认为中印两国各自的发展道路不一样，经济模式不一样，资源分配能力不一样， 所以不能完全视各自为竞争对手。两国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空间和余地。至于未来谁主导亚洲的言论，我认为应与国家的大小和强弱没有直接关系。如果世界趋于多样化，亚洲为什么不能多样化呢？并且印度一直主张多样化的世界。

　　——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印问题研究专家狄伯杰

　　《中国社会科学报》10月21日 第132期

　　中国要以中国方式介绍自己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不是一个和平奖，该奖项无视中国的实际。西方感觉自己的霸权统治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它们将针对中国继续寻找一些所谓的弊端。中国不善于介绍自己，所以西方国家更多地关注中国消极的一面。真正的中国不应该仅仅通过类似CCTV-9的宣传，因为那是以英语介绍中国；同时，中国也不应该一味地从政治等角度宣传自己。我希望中国能够有更好的平台，一个全球性、多角度的平台，而不是像BBC或者CNN那样完全美式的，要以中国的方式来介绍中国。尽管中国要向全世界开放，但是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特色。中国有必要向西方阐释近年来不可思议的巨变是如何发生的，还可最大限度地利用联合国、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会议和研讨会。

　　——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

　　《中国社会科学报》10月28日 第134期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按刊发时间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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