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51期特别策划“我们这一年”文章之一。

　　静静地看着《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的“特别策划”原始稿件，再看看“裸稿”变身后的报纸，作为“特别策划”的责任编辑，自然有些成就感，但说实话，此时心里更多的是感激。

　　这里最应该感激的是撰文的专家，当“特别策划”工作小组策划好选题后，可能会因为一些突发变故，临时请一些相关学者接受采访或者撰写文章。这种文章，在编辑看来是最难约的，也是最难写的，因为时间紧、任务急，学者又都是比较严谨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即使这样，我们打出的“催稿”电话，基本上都是得到“就是晚上熬夜，也写出来”的答复。还有一种情况是，因为每位专家的写作速度不同，有的稿件到的早些，有的到的迟些，有的稿件简单编辑就可以使用，有的则需要反复修改。这就造成了早到的稿子、“干净”的稿子会一直默默地躺在文件夹中，直到最后所有的稿子都“齐清定”后，才统一送审发排。但没有一位专家因为自己的文章发表晚了而埋怨。当我们向专家解释“为何拖这么久”时，得到的都是理解，有的专家说：“稿子要是写得太糟糕，发不出来，就扔进垃圾箱吧！别不好意思和我说，没关系的。”有的专家说：“稿子什么时候发都可以，反正交到你手里，就全权由你处理了。”这些朴实的话透出的是大度和宽容，让我们这些做“小编”的，心存感激。

　　本来布局谋篇时，这篇稿子写到这里是想写写“特别策划”背后的故事，因为可以说每一期“特别策划”后面都有一个甚至几个故事。但不知为何，说起感激的事，就不能搁笔了。有时，我们并不认识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只能通过人找人的方式来和相关专家沟通，我们在4月6日做“精神疾病患者的权益保护”这个选题时，工作小组提出要采访一位心理学家，但“特别策划”小组中只有我和心理学界有过接触，于是我便给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傅小兰教授打了电话，其实我和傅教授也只有一面之缘，仅是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攀谈过几句，但没想到，她竟然还记得我，当我提出要采访的时候，她让我把采访提纲发给她，后来在电子邮件中，她向我推荐了更适合做这个选题的罗非研究员，也就是我们后来见报的采访对象。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专家的支持，我们无论如何是完不成“特别策划”的，即使完成，恐怕也达不到我们“引发思考”的预期目的。

　　一遍一遍的电话，一封一封的邮件，汇聚成了这一年的“特别策划”。我们在得到专家支持的同时，更得到了专家的深情厚谊，在6月1日见报的“全球视野下的汉学热”“特别策划”后，我去给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送报纸，看到的是许先生的微笑。随后，当我冒昧地向他的秘书提出，“希望许先生为我们7月1日的报纸创刊一周年写些话时”，许先生欣然同意，并最终赐字。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衷心祝愿这一年里“特别策划”的参与者们学业精进，同时希望更多的关注者与学界同仁一道快乐地见证明年更为精彩的“特别策划”。（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宋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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