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各种媒体大力宣传历史，影响很大。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讲史节目，讲得有声有色，非常突出，影响很大，收视率很高，可谓在各种媒体的宣讲历史方面具有代表性。

　　一议：开发历史文化不可不贴近历史

　　“百家讲坛”的讲史节目，给我总的印象是贴近历史，开发了历史文化，影响较好。

　　本人看了《读史记》、《品三国》等节目，觉得讲者不仅读了《史记》、《三国志》及裴注等史籍，而且作了探讨，显出了一定的史学功底，传播了历史文化，故有开发历史文化之功。

　　讲者也读了一些历史小说，如《西汉演义》、《三国演义》等，汲取了其中营养，提高了讲史技巧，颇有艺术性和感染力，故称其有说书人的才气，是不为过的。

　　讲者也比较了解社会百态及一些群众的兴趣和心理，迎合于世俗，讨好其嗜好。故其能得到热烈的掌声，增强了电视收视率，自然也有利于电视台放广告，收取广告费。

　　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基本上达到了雅俗共赏。各种人都能从中有所收益。一些听众乐了，主办人得利了，讲者也扬名了。

　　但由于某些讲史者文史兼长，所讲有较高的艺术性，为了迎合某些需要，也有意显示才华，不免兴之所至，随手拿来，信口开河，弄得文史不分。兹举一例：某人讲楚汉相争，说到：刘邦先入了关中，令其军把守函谷关，项羽后到，被拒于关外，“大怒”。讲者于此即兴发挥，曰：“项羽在函谷关遇到刘邦的阻击，得知刘邦已经比自己早两个月入关，不但不应当‘大怒’，而且应当大笑。我们先把话题拉开，谈一谈三国时曹操的三次大笑。”讲者说：“《三国演义》写三江口周瑜放火，诸葛亮智算华容一事时，曹操曾有过三次仰天大笑。”接着，概要地引述了《三国演义》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的内容。然后说：“我读《三国演义》，非常佩服曹操的这三次大笑。‘大笑’显示了曹操的理性和智慧。”又说：“虽然曹操三次‘大笑’分别引出了赵云、张飞、关羽三支人马，但是，曹操能在大败之时保持如此冷静、理智的头脑，实在是令人佩服。遗憾的是项羽没有能在刘邦重兵防守的函谷关前仰天大笑，而是‘大怒’。”“这是项羽政治幼稚的突出表现！”

　　本人这里不来讨论“大笑”与“大怒”孰是孰非，孰智孰愚，而是欲提出一个问题：讲史时，可否以历史小说为据？

　　史籍上载有曹操逃出华容道而“大喜”的情节。裴松之于《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曰：“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军既得出，公大喜。诸将问之，公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备寻亦放火而无所及。”

　　可见曹操逃出华容道损失很大，也很狼狈。他“大喜”，是庆幸免于灾祸，没有什么“冷静、理智的头脑”可言。《三国演义》依据这个史料，加以艺术加工和创作发挥，写成了第五十回，一是毕显曹操的狼狈相，二是讥笑其“大喜”的虚假性，三是夸张诸葛亮的先见之明。

　　《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不是历史著作，它是依据历史作了巧妙的艺术加工而创作的演义小说。一般来讲，治史者是不能以其为据的，讲史者也是不能以其为本的。如今若是在《百家讲坛》这个学术讲座上，讲史以《三国演义》当真，加以发挥和炒作，似乎不伦不类。试想，讲项羽“大怒”，是依据《史记·项羽本纪》，而谈曹操“大笑”，乃据《三国演义》，文史两家混为一谈，亦史亦文，杂拌取乐，岂妥当乎？

　　如今的“学术讲坛”，既称“学术”，总得有个学术的规则规范，文史混而不分，猪羊杂煮一锅，似乎含混而不是正味。本人看来，讲史，也可以讲点文学，但那是附带的、次要的，从属于讲史的，服务于主题的，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以文代史。否则，非驴非马，混淆历史。

　　二议：应以创新资治通鉴的精神讲史

　　经世致用，是我国学术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史学，几千年来是强调以史为鉴的，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说：“述往事，思来者。”著名的历史家司马光的史书之名标明“资治通鉴”，即欲有资于治世，以历史为镜子。《百家讲坛》的讲史，传播历史知识是很显然的；是否主张以史为鉴，看来也有点意思，只是不强调而已。而人们期望的，还是那个以史为鉴，即在新时期里如何学历史、照镜子，有益于今世和未来。

　　王立群在《百家讲坛》“汉代风云人物之项羽”的系列讲座，不但有浓厚的故事性，还有强烈的思想性，立意创新，观点突出。他谈项羽败亡，着重在其政治幼稚和军事被动上做文章，给听众很深的印象。而他谈项羽的残暴，只是轻描淡写，不大经意。他自己交待得明白：“残暴并非是项羽失败最重要的因素，至少与政治幼稚、军事被动二者相比是如此。”“所以，我在《百家讲坛》‘汉代风云人物之项羽’的系列讲座中，并没有把项羽的残暴作为项羽败亡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是把项羽的政治幼稚和军事被动作为项羽失败的两大主要因素进行了重点分析。”这个问题，有关战争的理论和思想，很值得探讨，恐怕难以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不过，首先应当明确，残暴问题与政治、军事关系极为密切，而且残暴本是个政治问题，故谈政治、军事，把残暴撂在一边，恐怕是欠妥的。

　　还要指出的是，以讲《史记》著名的王立群，不会不知道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项羽残暴的记述和看法。楚怀王与诸老将商议安排谁引军入关时，就议及项羽“诸所过无不残灭”，结果派遣了刘邦，项羽因残暴失去了一次先入关的良机。项羽在入关前，“坑秦卒二十余万人”。西入关，“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又“西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凡此种种残暴行为，这难道不是导致败亡的根源吗？

　　司马迁是把项羽残暴作为其失败的主要原因看待的。王立群不否定项羽残暴，只是否认残暴为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他声明那种“推理”不能认同，历史研究不能“如此简单”。本人以为，对历史沉思，探赜索隐，是需要的；能提出新观点，又站得住，是受欢迎的。但对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个简明的真理，恐怕简单的轻视是无效的，研究历史越是认真深入，只会坚定这个观点，越加重视其在历史成败中的价值和分量。

　　宣讲历史和研究历史一样，都应创新。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有新思路、新观点，但要谨慎些，在除旧布新方面，切忌简单化，不要浮躁。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施丁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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