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海外华人研究愈来愈受关注。2010年5月7—9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举行的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第七届国际会议更大力推动了这一研究。新加坡是海外华人研究的重镇。近日，本报记者围绕移民、海外华人身份认同的变化、中国传统文化等问题采访了海外华人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王赓武先生。

　　中国历史是我的“初恋”

　　虽然我对文化和语言更感兴趣，但我最终还是转向了历史。是近代历史吸引了我，而中国历史是我的“初恋”。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研究方向是唐宋历史，后来您的研究转向海外华人史和中国近代史。请您谈谈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何在？您最近在关注哪些问题？

　　王赓武：我对历史研究的兴趣来得较晚，但这种兴趣却有诸多方面的渊源。我的父母曾跟我讲过我们的家族在中国北方和华中地区的历史，并向我推荐了一些有关历史的经典著作。通过这种方式，我逐渐了解了中国革命的起起落落，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种种遭遇。加之日本对马来亚的入侵，这些让我目睹了帝国主义的可怕和普通国民的无助。在那种环境中，当二战结束的时候，我对那些要求脱离外国殖民者以谋求独立的人们深表同情，与马来亚和东南亚其他殖民地的人们站在了一起。因此，虽然我对文化和语言更感兴趣，但我最终还是转向了历史。是近代历史吸引了我，而中国历史是我的“初恋”。我的研究从康有为和孙中山在南洋华侨中的影响开始。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从事这类题目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冷战中的反共气氛使我们读不到任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书籍或文献。所以，我决定去研究从周朝到唐朝末期这段古代历史。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问题是“中国人与南中国海：南海的贸易问题”。

　　当我去伦敦攻读博士学位时，我正对唐代末期的“军阀”问题着迷，他们让我联想到了20世纪的军阀和他们所掀起的内战。因此，我决定研究中国如何在经过9世纪和10世纪长期的分裂后又复归统一这一问题，并开始专注唐宋史的研究。虽然内战所导致分裂的具体条件不同，但我所从事的研究还是帮助我更为深刻地理解了内战中人们为了重新统一和抵抗日本侵略所作出的抗争，这些抗争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最终胜利。通过对古代与现代的比较研究，帮助我理解了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那些决定性因素。

　　至于我对海外华人的研究，那是我回到马来亚之后的事情了。因为早期曾研究过康有为和孙中山，所以我也阅读了一些关于南洋华人的书籍和文章，尤其那些包含爱国主义的资料。作为一名本科生，通过有关西方对亚洲的影响的相关课程，也使我知道了一些对中国商人和打工者的殖民政策和态度，所以我熟悉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献。1957年回到马来亚后，我发现海外华人对待中国以及那些刚脱离殖民主义的新兴国家的忠诚度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由于我本身也是海外华人，我知道这对于我的家庭和朋友以及所有在这一地区的炎黄子孙意味着什么。

　　从伦敦归来的数个月后，1958年的一天，有个广播节目要我写一些关于华人的系列访谈。我首先从几个世纪以来的商业和文化交流的早期接触谈起，然后讲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开始改变贸易条款而破坏了亚洲的经济体制，尤其是在开放通商口岸之后严重毁坏中国的经济体制。从那段漫长的故事里，我也开始理解中国对南方地区和海洋的政策。我告诉听众南洋华人这一概念是多么新颖，不同地区的每个华人社区又多么复杂。几个世纪以来，因为环境的变化，每个华人社区为了应对不同的地方文化和迥异的官方政策而逐步发展。我所作的讲演引起了海外华人的兴趣，以至于他们去把我的演说词出版成了一本小册子《南洋华人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Nanyang Chinese）。这也使我意识到南洋华侨华人的命运与中国在当代世界上的地位是多么息息相关。因此，通过迂回的方式，我发现自己最初对19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兴趣又回来了。

　　顺着这种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我走进了20世纪的研究领域，我有太多的书籍需要阅读。可以说，我不得不做很多工作来串联起我对中国历史不同时期的理解。因此直到今天，我仍然有很多东西要学，以便把握那些历史的精髓。怀着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特殊兴趣，我正尽己所能去解释：对于今日的中国，把帝制的历史和共和国的现实进行和解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此时我在与什么抗争是问题的所在，但二者可以分割开来么？

　　“欧美经验”要与“中国视角”结合

　　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并不机械地应用他们的臆测，而是设法顾及当地的和地区的文化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在一次访谈时指出，“留学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学者不难发现，他们在欧美吸取的经验固然宝贵，但是可能成为一种障碍。他们回到中国进行研究的时候，必须根据当地的现实情况，调整研究手法。”请问中国新一代社会科学学者应该如何处理好“欧美经验”与“中国视角”两者的关系？

　　王赓武：我是一个人文科学出身的历史学家，只在经济学领域受过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我很钦佩很多社会科学家所作出的贡献，并一直想搞清楚，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科学者的区别究竟何在。在人文学科中，主观意志和判断力非常重要，大部分认知来自于大量讨论和辩论之后取得的一致意见。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每种看法都能够经受住进一步的检验，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别的观点又出现了。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更倾向通过实验，判断什么是普遍适用的。数学计算、物体的属性、物理学定律、生物变化的本质等等，都是确定的。在亚洲，人文学科的方法在对宗教经文和道德哲学的研究中更常见，而科学的方法是现代的，它或多或少地被一些训练有素的学者所掌握。

　　然而，社会科学是新兴的，作为从哲学中分立出来的一个领域，它出现于现代科学兴起之后的欧洲。大部分“学科”出现于19世纪和20世纪，它们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在科学时代，在对国家、社会和林林总总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力求做到科学是值得称赞的。但问题是这种科学性应该达到何种程度才能算是真正的科学，才能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相媲美。也许社会科学家们应该对采取实验和定量的方法感到满意，因为那是对人文学科研究手段的改进。目前，很多美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已经以应用科学家的身份来对人文、社会科学开展研究，以改进基础科学的状况。但问题是，当这类社会科学家希望把他们的“规则”或理论应用到非西方的社会中时，他们的研究会忽略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历史背景。

　　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并不机械地应用他们的臆测，而是设法顾及当地的和地区的文化差异。但是，对于那些青春年少、刚刚从西方归来的亚洲学者来说，他们迫切希望把西方的一些著名学者的理论传播开来，并且把它应用到当地的亚洲人文环境中去。这是很吸引人的。毕竟，这可能是取得学术认可的一个捷径。但是，研究的结果至多会表明那种理论是有用的，但是并不一定完全适合现实，最糟的情况是，为了让那种理论明白易懂，他们会使研究的结论失真。

　　不管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中国学生都应该受到这样的鼓励，即他们要努力学习以掌握最流行的方法论中的潜在的内涵，当研究局部现象时，他们要学会科学地思考。那样，他们可能会形成新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更加适合于他们的社会，能够得出更让人信服的结论。最后，当他们能够提出自己的解释假说时，他们可能会去建立适合中国人的理论或解释，而不会自诩这些理论是普遍适用的。那样，他们就能够为全球的知识宝库作出自己的贡献。这种做法是更有价值的，也是更贴近现实的。

　　华人身份认同发生显著变化

　　对于海外华人来说，来自于这样一个内涵丰富、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度，当然让他们备感自豪。但是，究竟这种文明的哪些内涵使他们如此骄傲，这一点就不一定十分明了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提出，随着华人移民地位的提升，他们的身份认同发生了变化，华侨和华人的概念将消失。您认为华人身份认同发生的最显著变化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

　　王赓武：今天，随着人们对移民或新移民术语的广泛使用，关于华侨和华人的问题争议少了很多，“移民”这一概念某种意义上取代了之前华侨和华人的概念。居住在海外的各类华人有着新的细微区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取得了外国的护照；当他们不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时，我们需要去努力区分他们属于哪类华人。这与官方把所有炎黄子孙都称为“华侨—华人”的习惯相矛盾。这种现行政策经常把华侨和统称的华人混合在一起，而华侨这一术语已经获得了它的法律—政治地位。华人这一术语是含糊不清的。它通常承载着社会的和文化的意义，也包括持有外国护照的商人和企业家，中国特别欢迎他们去投资。

　　可以理解，为什么官员们很专业地忙于邀请炎黄子孙去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想要用有华人血统即是中国人的方式来对待每个华人。考虑到现在有数百万新移民，他们仍然与自己在中国领土（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上的家庭紧密相关，这些人算不算华人，无疑存在很多的困惑。最近人们偏爱用移民的称谓来代替那些自1978年后离开中国的华侨和华人，因为他们对华人社区的未来有着新的思考。但是过去的和现行的华侨政策仍然能够产生影响。海外华人觉得自己拥有与众不同的文化，他们原来居住的小城镇的地方风俗和他们各自的方言代表着这个文化。这一地方性的认同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有这样一种观念，即无论身处何地，他们的文化就存在于他们自身。只要那种文化是强大的，在国内外都受到高度尊崇，绝大多数的人会想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认同。但是那种文化在20世纪的式微已经使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再那么确信它与自己的海外生活息息相关。现在他们倾向于中国当代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现代科学和技术。他们觉得，比起对逝去的古老文明的荣耀和伤感，学习什么是现代文明显得更为重要。这种态度已经充斥于年轻的一代人，特别是那些在海外出生并在那里接受教育的一代。

　　人们普遍认为，传统的中华文明不仅受到中国人的尊崇，而且也吸引了很多国外的仰慕者。对于海外华人来说，来自于这样一个内涵丰富、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度，当然让他们备感自豪。但是，究竟这种文明的哪些内涵使他们如此骄傲，这一点就不一定十分明了了。基本上来说，王朝国家的财富和力量无疑给了他们极大的自信，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保持着这种自信。当然，中国博学的文人精英们确信他们的文明是优秀的，并对这种文明信心满满。他们都饱读儒家经典，没有人能够把中国的伟大和孔子所信奉和传授的道德观割裂开来。尽管如此，他们的态度又是兼容并蓄的，认为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家也作出了贡献，这三者独特的融合为中国的历史带来了卓越的和谐和稳定。中华文明遗产非常丰富，包括汉语、千姿百态的艺术形式，尤其是诗歌、书法、绘画、重大的技术成果如丝绸、瓷器、纸张和印刷术，所有这些都是令人尊敬的古老文化的明证。同时，国家的政治统治能够顺利施行，它在保护文明免于内乱和抵抗野蛮的入侵者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实在是不同寻常的。

　　然而，在中国之外，这种文明似乎让人觉得棱角太硬——人们觉得这是一种展示财富和力量的文明。对于别国来说，它没有太多让人仿效的地方，除朝鲜和越南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日本，没有别的国民选择去直接学习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对比之下，中国北方的邻居倒是皈依了伊斯兰教或者佛教的不同宗派，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人们希望学习他们西边的宗教、政治和艺术，尤其是向印度以及后来的伊斯兰世界学习。这些人知道中国的财富和壮美，但是他们没有去学习它的文明中包含的价值体系。

　　中国邻国的这些态度表明，中国的财富和力量没有激发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反过来，中国人在学习外国文化方面也了无兴趣，他们认为这些文化与自己毫不相干，并且觉得不如他们自己的文化卓越。因此，对于明清两代的统治阶级来说，从14世纪到19世纪末，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无关紧要。只有当他们发现取得成功要靠硬实力时，他们才意识到当硬实力下降时，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有可能被颠覆。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都不得不重新定位，使自己面向一个新的世界，在这里，西方掌握着硬实力，别国的软实力可以渗透到中国的许多角落，危及中国人同属一种文明的认同感。现在，经过几场革命之后，中国人几乎恢复了足够的硬实力以保卫自己的国家。他们不再相信让中国独树一帜的古老价值观能够使这个国家安全和不朽了。过去被认为重要的和引人注目的东西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现代性的价值观所取代，特别是被那些人们所接受的以赢得财富和力量为目标的观念所取代。

　　大学要拥有国际视野

　　最优秀的大学应该成为进行出色的教学活动和开展原创性研究的地方。即使研究只是为了在国内使用，最好的成果也应该拿出来得到国际的认可。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中国大陆学术正在努力实现国际化，很多高校提出要成为世界高水平的大学。请问您是如何解读学术国际化这一概念的？中国学术在实现这个目标上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王赓武：关于国际化，我认为无法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因此，我也没有办法拿出一套让人满意的标准。最优秀的大学应该成为开展出色的教学活动和开展原创性研究的地方。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讲，让大学生成为服务社会和国家的有用之才是很必要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大学要拥有国际视野。问题在于大学究竟怎样才能让他们的毕业生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游刃有余地工作。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使学校走向国际化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教职员工和学生需要对最新的知识保持开放的心态。同时，对于世界如何运作以及中国在世界上长期的利益何在这些问题，他们必须设法掌握最新的思想动态。应该将世界上最优秀的研究成果尽快介绍到国内，教学人员必须善于学习最新的研究著作和报告，时刻准备着为他们的学生提供这类知识并做好进一步推动研究的理论准备。

　　在我看来，中国大学最优秀的学生已经具备了在国际上最好的大学学习的本领。真正的难题是，如何在中国创造一种开诚布公的、善于评论的环境来促进原创性研究。即使研究只是为了在国内使用，其成果也应该拿出来获取国际的认可。国际化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表现，但是很明显，国际化给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带来的好处最大。在人文学科领域，国际化的重要性最小，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较少关注人文学科研究的原因之一。（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褚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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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于1992年成立，是一个由致力于海外华人研究的个人和机构组成的学术性、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学会。学会的目的在于加强对于华人研究的探讨和学术交流，为研究和出版提供协助，组织、支持国内和国际会议。该学会每三年举行一次大会，每年举行一次区域性的学术会议。2010年5月7—9日，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第七届国际会议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隆重举行，主题是“迁移、本地化与交流——从全球化的视角看海外华人”。前六届分别在美国、中国香港、中国台北、北京、马尼拉和丹麦举行。（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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