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江苏省暨南京市等地隆重纪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73周年。在此前后，南京市举行系列纪念活动，南京学术界也举行了系列学术研讨活动。

　　为了解南京学术界相关研究信息，特别是遇难者名单确认和口述资料整理工作，以及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近期成果和发展趋势，本报记者在南京和北京采访了部分学者。

　　名单墙：对逝去者的告慰 对杀害者的控诉

　　12日，在潇潇冬雨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延长工程开工。据悉，名单墙1995年初立时刻有遇难者3000个，象征被日军屠杀的30万同胞。2007年新馆建成开放后，名单上人数增至8600多个。此次延长工程将增刻1655个，遇难者总数将达到10324个。

　　学术研究与社会良性互动是南京学者相关研究的明显特点。南京大学资深学者、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大建设遇难者名单墙，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它不仅可以告慰逝去者的英灵，也是对杀害者的控诉！”

　　张宪文介绍，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和南京市有关政府机关，成立了各种调查机构，对被屠杀的南京市民与财产损失，挨家挨户进行了认真调查，记录了详细的财产损失状况。对被杀害的市民，记录了姓名、性别、年龄、住址、被害地点、被害方式（如枪杀、刀刺等）。调查活动大约进行到1947年，随着内战发展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结束，南京地区的调查活动也告一段落。上述调查资料，1949年后大部分被国民党运往台湾，保存在台北的“国史馆”，也有一部分留在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大学联合南京历史学学者，整理了部分受害者名单，将其纳入《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并出版“遇难同胞名录”8卷（第48—55卷），约14000人的有关资料。

　　这个名单，距30万被屠杀的数字很远。张宪文说，出现这一问题，是由于上世纪40年代后期社会变化复杂，未把这一惨案继续调查下去。二战后60多年来，大量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不断逝去，许多受害者名单已无法弄清，这是重大的历史遗憾。作为后人，我们感到十分痛心。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姜良芹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遇难同胞名录”的编者之一。她说，这些信息确凿的遇难者仍然仅仅是大屠杀中遇难者的一小部分。

　　姜良芹还告诉记者，在遇难者名单整理过程中，她最大的感受是遇难者人员构成问题。仅从目前统计到的遇难者名单分析，性别方面，男性占到90%；年龄方面，以青壮年为主，这证明日军在南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屠杀。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也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遇难同胞名录”的编者。张连红认为，整理遇难者名单，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要尊重生命，反对战争，追求和平。

　　《抗日战争研究》执行主编荣维木说，南京大屠杀发生时间距今久远，调查整理遇难者名单难度很大，当时南京流动人口较多，此次名单墙上遇难者数量的增加，可以说是以南京为主的学术界的成果，随着工作的深入，数量还会继续加大。具体数字很重要，但这并不是最关键的，最重要的是南京大屠杀的性质。

　　张宪文说：“寻找和确认遇难者名单，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和南京地区历史学学者将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继续从原始文献等方面寻找遇难者名单。”

　　学术年会：战争与和平为主题 更趋国际性

　　13日下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2010年学术年会暨学术报告会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召开。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宅巍是本次年会的总结发言人。他告诉记者，与往年相比，本次年会有三个突出的新特点。其一，举办方式有变化。主办方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之外，又增加了江苏省近代史学会，集中了更多的研究力量。其二，参加对象有拓展。以前年会主要是国内特别是南京地区的学者参加，而此次年会特别邀请了俄罗斯、日本、泰国等国的学者或团体，为年会注入了新内容。其三，发言内容有创新。围绕“战争与和平”这一主题，对南京大屠杀、抗日战争和二战进行讨论，提供了新内容、信息或材料，拓展了新研究领域。

　　辞典：编撰恰逢其时 天时地利人和齐备

　　13日上午，《南京大屠杀史辞典》图书工程启动。多年来南京大屠杀史学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为该辞典的编撰奠定了基础。

　　孙宅巍是最早倡议编撰南京大屠杀辞典的学者，他参加了此次辞典工程启动活动。早在20世纪90年代，他就提出编撰，但是当时条件不成熟，未能如愿。他告诉记者，现在编撰该辞典，天时地利人和具备，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其一，天时，经过几十年的研究积累，时间上完全成熟。其二，地利，南京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史有长期持续深入的研究，南京学术界有条件也有责任把这件工作完成好。其三，人和，经过多年的纪念、宣传，已经有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多年的研究和培养，有一批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力量，也有众多海内外学者的支持。

　　学术研究：史料工作扎实 研究成果丰硕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认这一惨案。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史进行了持续深入研究。

　　张宪文介绍说，近十年来，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联合南京地区以及部分海内外历史学学者，遍访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及我国大陆和台湾的档案馆、图书馆及各种史料机构，获得约4000万字的原始文献资料，连续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张宪文向记者透露，史料集目前已出版55卷，2010年底将达72卷。其中，包括中文、英文、日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的原始材料。包括当时欧美各国在华使领馆的外交文件，著名新闻媒体当时驻南京记者对日军大屠杀的报道，特别是日军侵略南京的高级将领和许多军官的战地日记、书信，记载了日军在南京对和平居民及中国战俘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的屠杀行为。这些材料都是日军在南京实施屠杀暴行的铁证。

　　口述历史资料的调查、整理和研究也取得了不小成就。孙宅巍说，上世纪80年代有关方面就开始组织对幸存者进行口述调查工作，但工作不太规范，学术质量不高。21世纪以来，南京各学术机构组织的调查更为规范。

　　张连红指出，口述史调查工作进行较晚，在大屠杀发生60多年后。如果在战争之后就做，会有更强的客观性、学术性。这项工作不是从学术意义上、历史学去证明，而是从人类记忆、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角度去了解。

　　荣维木介绍说，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国内开展得早，对于大屠杀的过程研究很多，成果也很多。近年来视角有所扩大。发生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学术界也在进行深层分析，包括社会心理分析、文化分析等等。

　　随着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视角不断拓展，孙宅巍说，在南京大屠杀中，可以说是“屠杀与反抗同在，屈辱与光荣并存”。面对侵略者的屠刀，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反抗，以前我们对中国人民的反抗、牺牲精神宣传得不够。

　　当记者向张连红问及以后的研究趋势，张连红说，自己努力的方向是要进行世界范围内暴行的比较研究，尝试从人类文明的角度进行研究，分析暴行发生的原因，在反省中认识和平的重要性。希望学者的研究能够化解仇恨，阻止暴行——阻止人类社会发生类似新的暴行。（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曾江）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