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在创制时，模仿吸收了当时的汉字，在形体上与汉字非常相似，但是结构更为复杂，撇捺明显多于汉字。对这种文字，习惯汉字的人会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细看又都不认识。清代学者张澍的一语道出了大家的共同感觉：“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

　　西夏文在诞生之后，受到了李元昊的大力推广。他将其定为“国书”，并且成立蕃字院等机构，在西夏国境内，西夏文得以广泛使用。西夏灭国后，在元代和明代，西夏文仍然为党项族后裔使用。元代时，还刊印了西夏文的大藏经。1962年出土于保定的经幢为目前发现最为晚近的西夏文文物之一。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柏林国家图书馆所藏藏文甘珠尔，据称为明万历时写本。寅恪见其上偶有西夏文字。”他认为，“明神宗之世，西夏文字书籍，其遗存于西北者，当不甚少，或尚有能通解其文字之人欤？”

　　随着党项族在历史长河中融入汉、蒙古等民族，西夏文的使用越来越稀少，并且最终“人去文亡”，成为了“死文字”。但是，在数百年后，这种令人无一字可识的文字，逐渐掀开了神秘的面纱。

　　西夏文字的重见天日从1804年发现于武威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开始。而真正掀开其现代研究篇章的，则在1909年科兹洛夫发现黑水城文献之后。黑水城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这部分文献目前被保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此外，斯坦因与伯希和也分别从黑水城遗址和敦煌莫高窟盗掠走了珍贵的西夏文献，这些文献现保存于英国和法国。

　　陈寅恪先生曾说，“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这句话被众多学者经常引用，西夏文学者更是对此深度信服。有一种提法，将黑水城西夏文献和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吐鲁番文献并称为“20世纪初中国出土文献四大发现”。(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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