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rative politics

　　比较政治对本国的海外知识的发展和国际行为的决策与执行，具有对策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比较政治研究一方面贡献于本国社会全球观念的形成，一方面贡献于本国和世界之间的互相认识和持续对话，充分塑造学术界、思想界和整个国家的全球视野。

　　比较政治学作为政治学里的一个领域，在西方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一般来说，一个大学的政治学系里，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主要领域包括政治理论、政治学研究方法、本国政治、比较政治等4—5个。如果简单地要把这些领域分为两大类，则可以说一类是研究关于政治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一类是研究具体的政治现象。其中，国内政治单独专注一国内的政治现象，而比较政治则关注政治现象的跨国比较。

　　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代表了学术界在智识上超越狭隘的国内关注和单独国别研究的界限，试图形成跨地域、跨国界的认知框架（cognitive framework）的努力。 在这样的跨国家、跨地区的概念框架下，学者研究单个或多个具体的地区或国家内的政治现象所生产出的知识，对本国社会和政策圈全面了解世界各地的社会和政治提供深厚和多样的支持。这样，比较政治对本国的海外知识的发展和国际行为的决策及执行，具有对策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比较政治研究一方面贡献于本国社会全球观念的形成，一方面贡献于本国和世界之间的互相认识和持续对话，充分塑造学术界、思想界和整个国家的全球视野。

　　比较政治是什么？

　　不少人把比较政治理解为对国外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研究，亦即“他国”或“外国”政治研究。用中国国内的话语，也可以说是海外政治研究。也就是说，对本国以外的政治现象的研究，就可以归入比较政治研究。然而，虽然比较政治研究主要关注本国以外的政治现象，但是如果这样的研究缺少跨国比较的视角，那么严格地讲就不能称为比较政治研究。这样的界限当然是模糊的，但是比较政治的确是应该超越对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关注。在比较政治中跨国的比较可能是明白的，比如研究内容明确比较某两国或数国的某一政治现象。跨国的比较也可能是暗含的，比如研究内容只涉及某一国内的某一政治现象，但是对它的研究时时和其他国家里同一种类的政治现象进行着比较。

　　事实上，比较无处不在。任何研究都含有比较的成分。例如，研究投票行为，最重要的是发现不同选民群体的投票倾向的异同——例如教育水平高的人和教育水平低的人投票倾向的异同。研究一国内的这种异同，属于国内政治的范畴；研究不同国家间的这种异同，即属于比较政治。例如，研究美国白人和黑人选民投票倾向的差异，属于美国政治的题目。但是，如果比较美国黑人和法国黑人在各自国内选举中的投票行为，那就是比较政治了。

　　比较政治必须有两个向度的关注。第一是地区，第二是概念。比较政治试图在政治现象中提炼能够跨越国界使用的概念。上述例子是种族概念在跨地区政治现象中的运用。任一项比较政治的研究，都可以用地区和概念这两个向度来定义。例如，瓦悉尼（Varshney）研究印度的公民社会组织对促进族群和平的作用，发现以族群为边界组织的公民社会组织，会强化族群间的裂痕；而如果公民社会团体的成员是跨族群的（即既有印地族裔又有穆斯林族裔或锡客人的成员），则能有效地提高社区里的族群团结。这个研究里关注的地区是印度或南亚，关注的概念包括公民社会、族群关系等。

　　比较的方法

　　简单而言，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和一般政治学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没有区别，基本上可以包括案例研究、统计分析、形式理论。当然，这些研究方法是可以互相结合的。例如，案例研究可能使用访谈、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历史性比较分析、制度分析等方法。实际上，上述说的涉及1—2个或有限几个国家的研究，都可以称为案例研究。例如，古德曼和希斯基（Goodman and Hiskey）分析城市层面和个人层面的数据发现，在墨西哥，人口流动性较高城市的公民对全国性政治制度的明显疏离，表现在全国性选举中较低的投票率和对全国性政治事务的低效能感。这就是研究人口流动如何影响公民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的案例研究，而其中使用了很多量化数据。

　　研究方法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差别不大，但比较政治的研究设计，则有相对比较明显的特征。典型的是采用最大相似性设计（Most Similar Systems Design）和 最大差异性设计（Most Different Systems Design）来寻找事件或案例里的因果性。使用大样本统计性分析，得到的是概率性因果性或平均性因果性。另外，使用案例研究寻找到的某件事情发生的充分或必要条件。一般来讲，政治过程中的这些因果关系，往往很难是绝对充分的，更不会是充要的。多数情况下，我们找到的只是一个结果的充分条件中的必要的一部分。例如，前面举的例子，跨族群的公民社会会促进族群团结。但是，跨族群的公民社会团体要和其他一些条件一起，才能促成族群团结（或族群关系）这个因变量结果的出现。这些条件一起才是族群团结的充分条件。但这些条件一起并不是族群团结的必要条件，因为族群团结在其他情况下也可能出现。这样，跨族群的公民社会本身不构成一个充分但不必要条件，只是这充分但不必要条件中必要的一部分。这种某一因果性的“充分但不必要条件里的必要但不充分部分”，被简写为INUS因素（insufficient but necessary part of a condition which is unnecessary but sufficient for the result）。

　　比较政治和地区研究

　　比较政治和地区研究之间有说不清的关系。应该说，比较政治发源于地区研究。传统上，美国作为欧洲派生出来的国家，学术研究是以对欧洲和英国的研究为发端的。而在欧洲，19世纪下半叶以后也形成了较强的对海外尤其是自己的殖民地区的研究能力。这些都可以归为传统的地区研究范畴。当代的比较政治，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那时，正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因为和共产主义集团争夺世界而大力发展地区研究尤其是第三世界研究的时代。在对非西方世界的研究蓬勃发展中，有理论雄心的学者逐渐努力超越单个国别或地区的研究，试图构建跨国、跨地区的理论结晶，才有了比较政治这一学科的出现。

　　虽然比较政治和地区研究都是注重研究本国以外、他国的政治，但二者有比较明显的差别。大体来讲，比较政治偏重理论建构、检验理论，地区研究偏重搞清现象、理解现实。比较政治注重在一国一地的研究发现在其他地方的可对比性、可转移性，地区研究偏重深入全面地掌握一国一地的情况。地区研究偏重一国一地某一现象的历史和具体过程，比较政治注重将这些历史和过程整合到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和线索中。地区研究更重视归纳的方法，用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以细致描述为主要目的；比较政治更可能采用演绎的方法，从理论假设出发，用具体的现象来检验理论。

　　能力建设的迫切性

　　在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大国的今天，中国的学术、政策研究、教育圈对中国社会世界观念的形成、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塑造负有巨大的责任。中国未来在世界事务和全球各地的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中，至少会起到和今天美国一样重要的作用。面对这一前景， 中国必须大力发展比较政治学、比较社会学、比较文化的研究，全面了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迫切需要培养比较政治和比较文化等研究的能力。

　　在西方比较政治兴起的过程中，政府在能力建设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不可或缺。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府就大量出资，支持学者到海外进行长时间、大规模的田野研究。一些比较政治学科里的经典著作，都是经过长时间的田野工作后生产出来的，而这些工作，完全靠美国政府部门和半政府的基金会、研究协会等提供的经费才得以实现。美国重要的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在其中也起到很大作用。

　　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学术工作者的工作，也是如此。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博士生，多数依赖全额奖学金才得以完成学业。在培养过程中，需要三年左右的在校学习，通过综合考试和论文开题报告后，花至少一年时间到田野里收集数据。一年的田野工作之后，回到学校再花上至少一年的时间分析数据和写作博士论文的实证章节。所以，培养一个博士，需要提供五年到六年的学费和生活费的资助。其中一年或更长时间的田野工作，往往需要另外提供田野研究支持经费。大致测算，美国前20名的政治学系，每年培养3—5名比较政治学的博士毕业生（即研究亚洲、欧洲、非洲、美洲、中东、苏联—俄罗斯—中亚等地区大致各一名），则要形成全国一个雄厚的比较政治学术队伍，也要花上20—30年的时间。把培养博士生的大学扩大到前50名或80名，这几十年培养的博士毕业生也就刚刚足够为各优秀高校和一般水平的高校提供足够的师资和学术力量（美国共有本、专科学校4000多所，每一所应该都有政治学或政府系，都开设比较政治或世界政治课程）。此外，还要向美国各科研机构、智库、咨询公司、媒体等输送比较政治的人力资源。这样做以使国家具有世界视野。（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正绪　单位：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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