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河南安阳高陵曹操墓的发掘，像是一颗“重磅炸弹”。消息一经公布，就在考古界、文博界、史学界和社会上引起极大争论。2010年8月21日之后，学术界又发出新的质疑声音，一些学者提出了“新看法”，那就是曹操墓中，不少“文物”是“假的”：《鲁潜墓志》是假的，是人为“埋地雷”埋进去的；“魏武王”铭刻也是假的，是人为造好后，通过民工“塞进”墓葬中去的；画像石也是假的；“黄豆二升”石牌是假的；甚至整个曹操墓所出文物都是假的，只有一号墓墓门口所出那把生锈的铁剑是真的；如此等等。

　　然而，中国的田野考古开始于1928年，安阳殷墟是中国田野考古的发源地。田野考古是一门新兴的科学。考古工作者既要接受专业的训练，又要接受道德的培养。考古不同于一般的“挖宝”，更不是“盗墓”，它有一套严格的“操作规程”。考古工作一般情况下是多人合作，很少是个人行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障田野工作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具体工作人员的水平所限，工作中出现错误是难免的，判断失误也是有可能的。但中国的考古工作者有意去“造假”，还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有人也许会说：你讲这一套没有用，过去没有，不等于今天没有，曹操墓就是有人“造假”。为此，我不得不“静”下心来，思考以上列举的各种“造假说“。由于“魏武王铭刻造假说”此前已作过“批驳”，此处不再重复。现将其余的四种“造假说”逐个批驳如下。

　　《鲁潜墓志》造假并非“板上钉钉”

　　此说的提出者是江苏省书法鉴定委员会主任李路平。他说：“《鲁潜墓志》所葬的后赵建武十一年（345），当时的中原河南一带为500万胡人所占领。按照胡人葬俗，安阳不可能出现墓志。”他还说：“在曹操墓中发掘出土的含有‘魏武王’字样的几块石牌与《鲁潜墓志》中的‘武’字均把‘止’错为‘山’，专家们遍查几十种篆书，均没有发现这种写法。石牌与《鲁潜墓志》中的‘武’字有可能为同一个人造假所为。”

　　与此说相呼应，河北籍学者闫沛东（化名）于2009年底之后，到河南安阳进行“调查”。他们称：“调查中当地人讲，从1998年开始，安阳文物贩子为了卖出好价钱，就已经在西高穴村一带埋进了不少‘好东西’，以诈人钱财，俗称‘埋地雷’。”“而《鲁潜墓志》就是当时埋下的地雷之一。”李路平也说：“曹操墓考古开始后的一个月，我就和一些专家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如今，可以说有确凿证据证明《鲁潜墓志》与曹操墓都属于造假。我目前已掌握大量的图片、语音和视频资料，其中包括民工们所说的‘亲眼看见相关人员将墓志放进去’的录音，可以证明这一切都是有关方面有计划的造假行为。” 按照李路平先生和闫沛东先生的说法，《鲁潜墓志》之“造假”，无疑是“板上钉钉”，跑不掉了。

　　事实真的像李、闫二位所说的那样吗？非也。《鲁潜墓志》是在1998年4月安阳县西高穴村农民徐玉超发现的，是他亲手交给了安阳市的文物部门。对此，前不久有记者对徐玉超进行过采访。针对所谓“埋地雷”说，徐认为：“这种说法很可笑，《鲁潜墓志》是我发现后无偿捐给国家的。”他介绍发现过程时说，“《鲁潜墓志》发现的时间是1998年4月，我那时承包了一个砖窑厂。那天是22或是23日记不清了。砖窑厂的工人取土放炮后，我看到了一个四四方方的石块。我上前用手摸了摸石块，上面有很多泥，用手抠一抠，好像上面有字，就拉回了家。”

　　徐玉超说，石头上的字认不全，搁在家里没啥用，不如早点捐献给国家，好让看懂的人研究。当年5月14日，徐玉超的大儿子徐兰云联系了安阳市文物部门，当天下午文物部门就来了人，看后说是《鲁潜墓志》。来人出示工作证后，让全家人和墓志合了影，然后就把墓志带走了。

　　上面所说是《鲁潜墓志》发现经过的真实记述。发现的时间是1998年4月，早已交给了文物部门。并不存在什么“埋地雷”，更无人在曹操墓发现后让民工“埋到墓里去”。徐玉超文化有限，墓志上的字他都认不全，怎么可能“造出墓志”来呢？

　　《鲁潜墓志》是标准的隶书八分体，研究文章早就发表过，十多年来从没有人提出异议。墓志上明确记载：“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卌三步。”（图1） 唐《元和郡县志》记载：“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而西高穴村东距邺城遗址恰好是15公里。故如今发现的曹操墓位置与文献记载、与《鲁潜墓志》所载完全吻合，这进一步证明《鲁潜墓志》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李路平提出《鲁潜墓志》中的“武”字其下之“止”错为“山”，认为古人不会这样写，因此是现代人所为，故《鲁潜墓志》肯定是假的。然而，“《鲁潜墓志》中的两个‘武’字下面均是从‘止’，而不是从‘山’”（图2）。我们从图2看得非常清楚：“建武”之“武”字，左下是作，右上一画略为斜笔，不与下面横画相连；“魏武”之“武”，其左下作，右上一点亦不与下面横画相连。李先生的观点是建立在一种错误判断（将字看错）的基础上，其结论自然也是错的。

　　“羽人”从未出现过　反证“画像石”为真

　　早在2008年，安阳县安丰乡派出所侦破的盗掘“曹操墓”案件中，从盗墓贼手中缴获了三块汉画像石。画像上有“主簿车”、“咸阳令”、“纪梁”、“侍郎”等字样。其下部为水陆攻战图（图3）。在曹操墓的发掘过程中，又清理出“神兽”、“七女复仇”等图案，并有“宋王车”、“文王十子”、“饮酒人”等文字。这批画像石大小不等，总数约上千块。据报道，画像石的工艺技法具有东汉时期的典型特点，而表现的故事又是东汉中、晚期的内容。这与曹操墓下葬的年代是基本吻合的。

　　面对这批画像石，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中，黄震云认为：“曹操墓中不可能存在汉画像石，因为根据礼制，只有2000石以下者，才须用画像石。凭此一条，曹操高陵即为假。”又说：“整个图像用现代工具开槽太深，说白了就是用电锯锉的，边框斜打得太过明显，甚至连石头印痕、石头粉末还在的情况下，就只好在上面抹上黄土冒充。”

　　针对黄先生的质疑，河南考古队方面作出了这样的回应：“有人说曹操墓中的‘画像石’是用电锯锯的……他肯定没有去过现场……因为现场的‘画像石’经盗墓贼的骚扰，变成了有大有小的几千块，怎么可能是用电锯锯的呢？”

　　关于是否一定称作“画像石”？高陵考古队的潘伟斌说：“我多次声明，这是墓门和石椁上的。因此，严格地说，它们不应称作‘画像石’。这些画像不仅在盗洞周围出土，而且大量地出于墓室内，前后室内都有。其中在前室内至今还保留有成型大块的画像石。这些画像石厚度达20厘米左右，和前室南北侧室门宽度一致，推测是封闭侧室门用的。因为画像是作为封闭南北两个侧室用的，其黏结用料是白石灰。当然，其还保留有白石灰的痕迹。而且，在墓的大门上都至今还保留有黏结砖缝用的石灰。其颜色纯白。”他还说：“这些画像石被盗墓分子从门上撬下来，掩埋在扰土中，所以其上面有黄色土痕。没有谁专门抹上去造假。”我认为，潘先生所作的解释合乎情理，对黄震云所提出的“质疑”，也有了一个明确的交待。

　　曹操墓中所出“画像石”，多数均为东汉中、晚期常见之内容。但其中有一件“羽人”甚为罕见（图4）。此“羽人”肩膀上长出一对翅膀来。这种造型，过去还未见过。郝本性先生指出：“这与西方神话中带翅膀的圣婴、天使等，如出一辙。就是说，中西方文明早在曹操时代就开始碰撞了。稍有区别的是，曹操墓中的‘羽人’翅膀较小，而西方神话中神仙的翅膀较长。” 这件“羽人”画像的出现可以证明两件事：其一，曹操时代，东西方文明已经有了接触；其二，曹操墓中的“画像石”应为真品。因为所有造假者都是“依葫芦画瓢”，依照真品而仿造赝品。曹操墓中的“羽人”从来没有出现过，造假者根本造不出这种“羽人”来。它从相反的方向证明：曹操墓中所出“画像石”为真。

　　须指出，曹操墓所出“画像石”中，有的尚存疑义，要继续研究和探讨。这是很正常的。考古工作者不可能对发掘出来的所有文物一下子都能作出合理的解释。经过多少年研究之后，有的弄清楚了，有的可能仍弄不清，也属正常。但这跟有意去“造假”，性质完全不同。不能因为考古中有些问题现在没有弄清，就怀疑“文物”有“假”；或者怀疑考古工作者在“造假”。实际上，任何一件大的考古工作完成之后，里面的问题几十年后仍在研究。

　　“黄豆”一词在东汉早已存在

　　曹操墓所出石牌中，有“黄豆二升”一件。对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魏晋史博士张国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国安是《颠覆曹操墓》一文的作者。他声称：“黄豆”这一称呼，是在唐朝以后才出现的，汉魏时期只用“大豆”一语。他说，他的这一看法得到了北大一位老教授的支持。在张博士看来，这块石牌为“假”，曹操墓当然是假也就无疑了。

　　针对张国安提出的质疑，王子今先生于10月26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曹操高陵石牌文字‘黄豆二升’辨疑》一文。王先生在文章中，提到了宋超先生著有《“黄豆二升”小考》论文。文中指出：“黄豆”一词，除见于曹操墓外，还见于《中国历代墓券略考》所录熹平二年‘张叔敬墓券’中”。《张叔敬墓券》云：“黄豆瓜子，死人持给地下赋……勿复烦扰张氏之家。”熹平二年是东汉皇帝刘宏的年号，在公元173年。这里明明记有“黄豆”一词，怎能说“黄豆”一词是在唐代以后才出现的呢？王子今先生在文中特别提到：“考据求实之学者，都知道证有易，证无难。断定某一时代某种事物之不曾存在，是要慎之又慎的。”既然“黄豆”一词在东汉早已存在，那曹操墓中出现“黄豆二升”石牌自在情里之中。

　　四百余件文物不可能同时造假

　　前面所举曹操墓中“造假”之说，一般都是指曹操墓中某一件器物，或某一类器物“造假”，如《鲁潜墓志》造假、石牌造假、画像石造假等等。而提出曹操墓中所有器物都“造假”，则是闫沛东的“杰作”。他认为：“所谓‘曹操高陵’器物中，只有一号墓生锈铁剑是真。”这就是说，高陵二号墓（曹操墓）所出器物全部是假。这是对曹操墓所出器物的全盘否定。闫沛东将曹操墓中的“造假说”推向了“极端”。

　　曹操墓中共出文物400余件，内容非常丰富，包括石牌、铜器、陶器、画像石、玉珠、铁铠甲、漆器等等。这些器物都具有东汉晚期的特征。有哪一位“造假者”能同时造出同一时代特征的400多件器物？即便是专业的考古修复人员，也很难“造出”具有同一时代特征的400多件器物群来，更何况是“造假”的文物贩子呢？因此，闫沛东的“曹操墓中所有器物均为造假”之说，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市场”。此说的“产生”之日，也是它的“寿终正寝”之时。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曹定云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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