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潜墓志》的真伪直接关系到曹操墓的真伪，笔者根据有关文献和金石学原理已证明，《鲁潜墓志》为新近伪造的石刻。对此，金石学界并无异议。但唐际根先生多次撰文或发表谈话称此研究成果为无稽之谈（见《谁来传播“曹操墓”真相？》，《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7日），故在此作一回应，进行有益的学术探讨。

　　1998年4月，河南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村民徐玉超，在村西北方城河岸一个窑坑起土时，发现《鲁潜墓志》。《鲁潜墓志》的行文信息中标明鲁潜墓距魏武帝陵（曹操墓）的具体方位：“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卌三步， 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河南省文物局原局长宣布：《鲁潜墓志》锁定曹操墓位置，河南考古队长潘伟斌根据《鲁潜墓志》指引的路线核定方位，“按图索骥”锁定曹操墓的位置，从而终结了曹操墓的千古疑案。

　　后赵胡人统治时代　安阳不可能出现墓志

　　四百年的战乱、疆土的分裂，汉末、魏晋南北朝为中国历史上最不稳定时期。自魏武帝曹操禁止立碑，晋武帝司马炎上承曹魏旧制，诏曰：“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一禁绝之。”于是以墓志埋葬死圹穴中，墓志代碑由此兴起。而目前所能见到墓志最早实物，是东汉《贾武仲妻马姜墓记》，葬期为东汉延平元年（106）九月十日（图1）。其他如延熹六年（163）《口通本封记》、建安十七年（212）《王晖石宦铭》、建宁三年（170）《孙中隐墓志》（图3）、中平四年（187）《梁离狐茂陵任君元升神门》（图2）等。可以看出墓志并非如刘庆柱先生及曹操墓考古队所言之凿凿表述的那样“东汉并没有墓志”。

　　《鲁潜墓志》所葬的年庚为后赵建武十一年即公元345年，其时中原河南一带为北方500万胡人占领，建立后赵。中原的王公贵族、地主士人避乱江南孙吴地域，如庾氏、宗氏等士族移徙江陵，而琅琊郡王氏（王羲之一族）、谢氏（宰相谢安一族）等移居到建康（南京）划江而治，贵族士人们移居到南京后形成贵族社会。跟西方一样，贵族们与江东士族不通婚，“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正表明王谢为当时的贵胄。贵族丧葬习俗沿袭在旧京洛阳的体制，即以墓志随葬墓穴，葬墓集中在建康一带，因期冀“北定中原”时将随葬骨骸迁回先人“旧茔”，故墓志只是设临时标识般简单明了，行文格式大抵为：一、墓主姓名历仕、郡望（祖籍）；二、生卒入葬日期、地点；三、祖考子女姻亲官职姓名。如东晋谢安的伯父《谢鲲墓志》中即表明“假葬建康县石子冈”、“旧墓在熒阳”。王羲之的堂兄《王兴之夫妇墓志》（图4）有“原籍琅琊临沂都乡南仁里”。东晋右光禄大夫颜含第二子《颜谦夫妇墓志》（图5）亦注明“琅琊”郡望，墓志交待其“假葬”和先人墓地，以便迁回“旧茔”。

　　公元313年洛阳陷落前东晋墓志很多，而随贵族们南迁则没有了，公元317年南京建都后，随着贵族下葬又出现。据考古学家蒋赞初先生《关于长江下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问题》统计，南京等地发掘的东晋墓葬超过孙吴和西晋墓葬的总和，而中有墓志的只区区十余座，且全为南迁士族（仅《张镇夫妇墓志》一座为东吴士族），这一理论分析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墓志》一书中，论述得极为详尽。而笔者又梳理近五十年东晋新出土的墓志校勘排比，得出：河南安阳在后赵胡人统治下的几十年间，历史上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墓志的出现。

　　“武”为错字：遍查几十种篆隶无此一例

　　《鲁潜墓志》的书体风格有意“拟古”，仿照西汉末东汉初期的汉简书法，如“驸马都尉、建、帝、泰南”等字明显描仿东汉建武三年（27年）书写的《居延汉简》的文字、结构与用笔方式。后赵建武十一年，书体的演进几乎为楷化了，有些字只是略带些隶笔，而作伪者极力追摹时代风格，生硬地夹着些方笔字形以充当时楷隶，与整通墓志字体的风格不能融为一体。仿古隶书是尖刻造作、界格刻画精细而欲表出尽善尽美的姿态，文字硬伤如“年”字第四画在隶书中是横画而不能竖画，直至隋代的碑刻文字都是如此。“大岁”应为“太岁”，“大”、“太”虽可通假，但在东汉时代已分列使用。“陵”在东汉时偏旁为耳朵，并非“土”旁，如东汉重要碑刻（156）《礼器碑》及至同时代晋碑均不用“土”旁。“解”字右边《说文》从“刀”从“牛”，省略“刀”头为近代写法。作伪者不通文字演变而故作高深地“造字”、“拟古”露了作伪马脚，这种伪作的“雨夹雪”书体在其上下几十年间墓志绝无类似的风格。汉代的书法由两大体系构成：一是碑刻文字，二是简牍。因为书写、刀刻工具不同，两体并行而不通用。而同期的墓志书体如《王兴之夫妇墓志》，刀法是双刀平切，《颜谦妇刘氏墓志》更是刀锋直露，表现很粗率简单。

　　《居延汉简》在1930年和1972年两次发掘，而大量公布图片资料在20世纪80年代初。蹊跷的是《居延汉简》与《鲁潜墓志》虽前后相隔330年，而年号同为“建武”。是否书写者把前后“建武”混淆为同一时代年号，不得而知。

　　《鲁潜墓志》有些字体是据1997年发现的《西门豹祠石》仿制。其中“武”字写法也与“魏武王格虎大刀”同出一辙，三字错法一样，千古奇事。唐际根先生等用碑别字来解释石牌上错字，而吴锐研究员说得好：“曹操的地位是准皇帝，他下葬是国家大事，如果在这样严肃的场合也写别字，我很怀疑有这样不怕杀头的人。”

　　古代的隶书从篆书演变而来，古人有“大小二篆生八分（古隶）”、“非究于篆无由得隶”之说。隶书当时亦称为正书，为公文体，从隶书文字可以上溯造字之原，下辨楷行递变之迹。如“武”在《说文解字》中解释“止戈为武”，隶书“武”下面必为“止”，笔者考释了东晋前七十多个“武”字，从篆书到隶书。均如此，字体风格可变，但文字构成不可变，《鲁潜墓志》中“武”字下面竟写为“山”，这个“武”为错字，遍查几十种篆隶无此一例。

　　另外三个疑点

　　《鲁潜墓志》公布拓片毫无（青石）石炭岩在地下侵蚀千年的“石花”，细审即知年限不长。而河南方面可能觉得第一次公布的《鲁潜墓志》拓片太为“完美”，其后又另行公布其拓片，但明显人为做旧的“伤痕累累”，不堪入目（图6）。《鲁潜墓志》的行文年号地支配干支混用，墓志以“建武十一年”年号纪年，而又画蛇添足以“太岁”纪年法再复以干支纪时，此种地支配干支纪时的方法始于后唐同光四年（926）后，魏晋南北朝墓志无此纪年法。纪年混杂，纯粹臆造。

　　志文中多处以“步”为计量单位，古人迈一步为跬，迈两足为步。《荀子·劝学》有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如周代一步为八尺，《史记》中记载秦始皇以六尺为一步，所以历代换算方法不一，汉后就制定“丈量”标准了，“丈量”方法是把黄牛背在身后以方步计算，一步约一百三十厘米。潘伟斌用现代的计算方法来“度着方步”核定距离锁定“曹操墓”位置，实在是失之千里。古今不一的丈量法是不能通用的，否则要闹天大笑话。况且，《鲁潜墓志》非鲁潜墓，两者不能混淆。以《鲁潜墓志》为坐标去丈量更是不妥。

　　此外，《鲁潜墓志》120个字，其中66个字是描述“魏武帝陵”的方位，未见一字记述墓主生平事略，墓志铭似乎是一个叫解建的人留给别人的路标牌，以方便别人去寻找魏武帝陵。这《鲁潜墓志》为何不用西门豹陵墓作参照物？因魏武帝陵也是用其来作参照的。何况魏武帝陵据史载“因高为墓，不封不树”，地表上并没有任何人为的标志物。

　　综上所述，1998年河南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发现的伪刻《鲁潜墓志》，为挖掘“曹操墓”埋下了造假的伏笔。而“曹操墓”核心证据的石碑作伪，彻底否定了“曹操墓”的真实性。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路平　单位：江苏省书画鉴定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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