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35期特别策划“圆明园罹劫150周年 走向和谐世界　不能忘却历史”文章之一。

　　不同的文化对历史的看法与想法不一样，这是一个极为普遍的情况。欧洲在启蒙前与启蒙后对历史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历史也因此从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迥然不同的领域。而欧洲启蒙前的历史观念，与中国在开始现代化之前对历史的理解也大相径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这一领域的重要性要远远胜于它在欧洲的地位。当时欧洲对历史的理解基本上是出自一种个人的兴趣与爱好，而不是要为朝廷写历史。因此，历史与哲学、宗教的关系不深，历史更多是写一些哲学家不太关注的问题——因为历史不是普遍的，而是偶然的东西，哲学家认为它不值得一谈，最多只能作为道德的借鉴。

　　但是，历史在中国的情况就不太一样了。中国很早就把历史视作宇宙架构的反映，史家可以通过历史而观察宇宙以及它所预示的行为标准。史家所肩负的哲学性和宗教性任务，就是透过对历史的研究来观察宇宙，同时他们也以此作为一种对行为的约束，而这种约束有着非常明显的政治作用。在中国，天子掌权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不是靠上帝的权威或通过选举体现出来的，而是看他能否实现宇宙之道、能否治天下。史家记录下天子的言行，作为留给后人的一些纪律凭证，而同时，后人也可以以此判断天子的做法是好是坏。所以，在中国，天子一开始就非常关注史家写些什么。史家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做记录，这也是他们对天子权力的一种制衡。因此，天子越是集权，史家的日子就越不好过，他们的地位也就越没有保障。

　　正是因为有这种历史传统性质的区别，所以中国与西方在近现代史中的历史角色有差异。现代西方为了要把原先超出时间、空间的宗教与神学权威推翻掉，进行启蒙，历史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因为还需要懂人、懂社会学、懂历史的来龙去脉，结果，进化史观就变得非常重要。到了近代，中国史学和历史文化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的影响。然而，由于历史在中国向来都十分重要，其基础和原因与西方的都很不一样。中西的历史态度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的。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即中国近代的重要知识分子对历史都十分感兴趣，而在西方的重要知识分子中，只有少数才对历史感兴趣。

　　谈到历史记忆问题，现代史家就必须把自己放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脉络中去看。每个民族都需要自己的历史，现在的史家都很重视民族史，它是为自己国家服务的，这在全世界都一样。比如说德国的民族史始于1871年，即在德意志帝国建立的时候才开始，但是德国史学家在书写德国史时写的是一千年的德国史。其他国家和民族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谈到近代史，在近代史中有很多历史事件十分重要，它们是建构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圆明园的重要性也正在于因为它是民族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西方侵入、侮辱中国的一个象征。作为一种象征，它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作为一种痛苦经验而存在。虽然不同人对痛苦经验的看法有所差异，但这种经验会一直存在，这个问题会一直被讨论着，而使人无法静下来。再加上由于中国在近代的特殊经历，中国有着许多痛苦的经验，面临着历史记忆方面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随着时代的变化、世界和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也会相应地改变。因此，我们要承认这是一段很痛苦的历史，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想办法，使之不成为我们无法静下来的障碍，我们需要克服这个痛苦的经验。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施耐德（Axel Schneider）　单位：德国哥廷根大学东亚系）

本期特别策划采写工作组：刘倩、褚国飞、李树民、王海锋、焦兵、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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