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衣凌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弹性”论，即官民之间往往可以在“道”和“德”等旗号下相互配合，通过民助官治、民纠官弊等形式使官民矛盾得以化解、消融，从而维持传统社会在某些时期、某些区域继续平稳地运行。

　　中国传统社会官民关系的两面性

　　在傅衣凌的研究中，传统社会的官民关系经常呈现出两面性。官方固然经常地把赋税负担施加到农民身上，但他们也不能不考虑农民的承担能力。从农民角度看，科举制度对他们也是开放的，他们往往表现出对封建政权的臣服、对主流价值观念的服膺以及沿着正常渠道走向社会上层的期望。在家族建设中，官民的界限就时常被模糊，相互的协调与合作就可以达成。在自然灾害面前，官民合作抗灾、救灾的事例更多。在地方公共事业的建设中，官民的配合也往往导致地方秩序的和谐。

　　过去我们较多地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依靠严厉的中央集权来维持的，傅衣凌通过自己的研究已揭示出基层社会的稳定程度常常与地方家族建设、文化教育的发展、绅士豪民的影响密切相关，这也成为各地虽同属一个王朝，但治乱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却可能大相径庭的原因。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阶级关系的研究

　　傅衣凌一直没有放弃研究乡族势力、村社制和奴隶制残余问题，提出了既有阶级对立，又有乡族结合；既有经济强制，又有超经济强制，身份制和经济权相互分离又抱合在一起等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状况的论断。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也强调了在中国社会除了政权之外，还有族权、神权、夫权的影响，傅衣凌以自己大量丰富生动的民间史料揭示了中国社会中多种社会权力的影响，无疑是切实的，后来的历史学界、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的研究也反复证实了傅衣凌论述的正确性。

　　社会生活中的事例往往是丰富多彩的，傅衣凌在自己的研究中不仅呈现了阶级关系缓和的一面，而且也多揭示了阶级间斗争的残酷一面。譬如，在永安、在泉州佃农的抗租斗争时常发展到很尖锐的地步，地主还经常侵犯佃农和佃农家属的人身权利，有些地方甚至盛行“初夜权”。或许只有关注到社会生活的更多侧面，我们才能对社会有一个较准确的把握。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演进中新因素的充分估计

　　如山区的、沿海的、思想文化界的、社会风尚方面的等等进步因素，在傅衣凌的研究中都得到充分的反映，也成为他质疑中国社会停滞论的重要表现。

　　傅衣凌从史料出发，认识到中国社会并不长期停滞，而是在不断向前发展。先是看到地主并不单纯依靠地租生活，还与市场相联系，继而又看到手工业中大规模的商品化生产，雇主与雇工间的直接经济关系、江南地区农业中企业化经营形式亦已出现。傅衣凌提出十六七世纪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且呈现出从山区到平原，从经济作物到粮食生产，各地存在鲜明的不平衡性，萌芽受阻、中断、夭折乃至倒退的现象都有，萌芽可能出现于先进地区，也可能出现于落后地区和闭塞地区。可以说，傅衣凌所用的资本主义萌芽概念是对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进步因素的总括，充分显示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之处，加深了人们对中国历史本土性的认识。

　　傅衣凌注重中外历史的比较，经常注意搜集别人所不注意的材料。像惠安乡村族工现象明显，在福州市郊后屿村有“牛福”的行会组合，形成了耕牛雇佣的划片经营。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并没有形成。傅衣凌总结了传统社会的新因素，却又不至于夸大这些新因素的革命意义，而是认识到“死的拖住活的”、“早熟又不成熟”的社会状况，在中国社会演进中，存在着诸多前社会残余，如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残余，经常被人们认为是新东西的事物往往也不会危及传统社会机制。这种对社会演进中新因素的把握至今已成为学界普遍的共识。

　　集典籍之大成 释社会之脉络

　　傅衣凌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研究特色，即社会史的取向；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史料的整体把握，保证了历史认识的完整性；文献与实地调查的结合。这套研究方法具有很强的解释和呈现民间社会历史的功能。

　　在中国社会史研究舞台上，瞿宣颖、陈登原、尚秉和、冯尔康等先生注重从官书、正史、文集中搜集排比历史资料，解释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状况、婚姻生活、妇女生活、生产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在资料的分类整理研究方面建立了卓越的功勋。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又有一些学者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现象。如费孝通、陈翰笙、李景汉、林耀华等的研究，亦把中国社会的研究推进到细微的阶段。同时，民俗学界钟敬文，历史学界魏宏运、苑书义、乔志强等北方学者为新时期社会史的复新也建立了重要的功勋。

　　傅衣凌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他对各种官私文献典籍的收集和运用社会学、民俗学方法进行的解读，这对20世纪及其后社会史学都产生了或还将产生着深刻影响。如今国际学术界对其学术方法和学术思想已产生了深深的认同。傅衣凌的学生或积极致力于传播他的学术，或进一步有所拓展。如李伯重反思资本主义萌芽，开展了对江南早期工业化的研究，杨国桢率其弟子王日根借鉴国际海洋史观开辟了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新天地，陈支平、郑振满则继续在福建社会文化史料的搜集和研究方面卓有成效，出版了《台湾文献丛刊》、《福建宗教碑铭汇编》等大规模的史料，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深厚的资料基础。叶显恩、陈春声、刘志伟、钱杭、赵世瑜、梁洪生等先生也深受傅衣凌学术方法的影响，在徽州、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区域、江西山区、华北地区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壮大了中国社会经济史队伍的阵容。

　　历史是一种综合的知识。任何文字记载、口碑传说、实物资料、正面记载和反面记载，包括一些破铜烂铁的东西，都是有用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材料，把死材料变成活东西，要做到这一点，我以为这没有别的法门，必须不怕艰难险阻，刻苦钻研，不可急于求成，做一个老实的读书人，就有可能攀登科学的高峰，取得较好的成绩。

　　历史学确实是一门深邃的学问，我们采用一种研究风格，或许是寻找到了一种解释历史的视角，但绝对不能认为历史研究只能有这一种视角。事实上，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其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可提供给历史研究者以启示。（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日根　单位：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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