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廷以可谓中国近代史研究承上启下的人物。早年与近代史学科奠基人罗家伦、蒋廷黻诸人相过从，1928年已创拟《近代中国史》19册这一规模宏大的写作计划，并有意与罗、蒋合撰近代史以供一般阅读。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近代中国史纲》在香港出版后，即受到学术界和读者重视与欢迎，先后3版13次印刷，上世纪80年代又在台湾刊行，目前在大陆也已有两个版本。让人尤感兴味的是，就在格致出版社2009年新版本问世前的整整70年前，郭廷以与罗家伦、蒋廷黻共事清华大学时，已酝酿此书的最初胚胎。

　　从《近代中国史》到《近代中国史纲》

　　1929—1930年，罗家伦时任清华大学校长，蒋廷黻为历史系主任，郭廷以也在清华任教。罗、蒋计划合撰近代史一书，郭廷以也答应参加，前两者后皆由学入政，无暇及此，唯有郭坚守本业。直至60年代，蒋廷黻与之晤面，仍重提旧事，“殷殷以了三十年前宿愿相勖勉”。1972年，郭廷以在美国完成《近代中国史纲》初稿，已经70年过去了，蒋、罗两位同志已先后辞世，惜无缘一睹。

　　从形式上看，《近代中国史纲》近似一种“简略的通识读本”，但写作其实经历了长期准备。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郭廷以就出版过两大册以“近代中国史”为题的著作。此书非一般意义的近代通史，而是各以早期中外关系、鸦片战争为主题，着力于“史料之整辑排比”的资料集成。

　　郭廷以原计划按重大历史事件分若干主题，写一部完整近代史，并雄心勃勃地拟议了总计19册的庞大著述计划，但随着抗战军兴，辗转迁徙，客观上失去了研究条件，《近代中国史》只出版了前两册，便无以为继了。郭廷以到台湾后，在近史所培养的早期弟子研究多集中在19世纪，每人各就一两阶段进行专题研究，出版专刊，某种意义上也可谓在《近代中国史》一二册后“追上去补撰其下的各册”。

　　郭廷以晚年撰写《近代中国史纲》，引用了不少近史所同仁的研究成果，也吸取了美国学者费正清、韦慕庭等人意见，再灌注以自身数十年浸淫史学的心得，自成一说，可谓集大成的著作。他自谦《近代中国史纲》之文字“以平实简明、可供一般阅读为尚”，不敢悬得过高，也不以“学术著作”自居。全书从鸦片战争前欧人东来，写至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翔实而客观地”记述了西力东渐之后中国政局变化全程，被誉为“相对于中共解释中国近代史而产生的唯一高水准的学术著作”。

　　《近代中国史》、《近代中国史纲》二书，出版一前一后，内容一详一略，形式上适成对比，而创作内涵则一脉相承，表现郭廷以史学的特色也有互通处。

　　实证与诠释

　　一般认为，早年郭廷以受罗家伦影响，接受德国史料学派大师兰克的观念。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第一册《例言》中说明：“书仿长编体，亦近似西人之读本（readings），又可称为史料选录或类辑，绝不以史著自承。”当时，他多被视为一个“考据传统的学者”。

　　郭廷以特别注意使各种分立不同的记载“互相联通”，为读者获得“一贯明了之认识”，各主题下均附以简要解说，“酌采西籍，并使其自成体系”；不过强调仍属研究初步，故行文时“决不轻加论断，妄敢评议”。张朋园以今日眼光视《近代中国史》，认为其中“不只是史料，还有郭先生对史料的独特见解，并非没有解释”。

　　如果说，从郭著形式上可看到这样一种转变的痕迹，本质上仍是其自身研究的循序渐进，而此种步骤他在数十年前已有充分自觉，并以所谓“笨”功夫逐寸逐尺掘进。他在晚年写作《近代中国史纲》，总结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心得，可谓水到渠成。廖隆盛评价此书为“划时代的一本书”，“这本书已经打了一个基础的概念，绝对不是史实的堆积，里面章节编纂都有匠心苦心在内”。李国祁也谈到聆听老师讲史的感受：“他虽不大讲理论，但每每三两句话就能将历史的发展、影响交代得很清楚。”这种举重若轻的功夫背后，正是数十年如一日艰苦而执著的实证研究。

　　近代化史观

　　中国近代史学科在上世纪30年代正式“兴起”前，已有规模可观的著述问世，但其中多辗转选译、东抄西凑之作，以致有论者指出，这些“著述”只能用之于向群众宣传与动员，与学术上追求史实的目标则相距尚远。郭廷以关注近代中外关系，也有长期脉络可寻。他一直以来对边疆问题饶有兴趣，认为不同文化都有其特点，亦有其相通之处，历史不仅在时间上有连续性，在空间上也有交互性，所谓“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这样一种重视中西“交通”的观念也渗入到对近代史的观察中。《近代中国史》第一册整体构思就依照一个非常明显的框架：西力冲击是中国近代史的重心。其章节顺序为：第一章，中西陆上的接触；俄人东进。第二章，中西海上的接触；海道大通。第三章，中英关系。第四章，通商概况。第五章，中外纠纷。

　　郭廷以在《中国近代化的延误》一文中写道：“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均可以说是一部生存竞争的历史。竞争过程的顺逆和结果的成败，决定这个国家民族的祸福命运。顺逆成败，则又决之于国家民族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能力，亦就是决之于近代化的程度。”延续了他对中西“交通”的思考，并据国家民族对时代环境的“适应”力揭示“近代化”内涵，其“近代化史观”也渐趋清晰。他给出自己的定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个人，为使其生活方式、精神与物质的，能适应时代环境，以增进其福利所作的努力与所获的成果，即为现代化。”

　　正如王尔敏所说，近时学界、政界、新闻界，谈现代化者甚多，但若论开山先驱、立论倡说者，仍应推郭廷以为最早。如注意到上世纪70年代近史所全面推动的“中国区域现代化”研究，实际正是郭廷以“近代化”研究思路的延伸。这一项规模庞大的集体研究，并未以理论作为标榜，但却是当时风靡中外的所谓“现代化研究”中少数以实证方法取得扎实成果的代表。（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戴海斌　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