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广东讯（记者武勇）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44周年之时，11月12—14日，“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在广东省中山市召开。论坛由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中山市委、市政府主办，中山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广东省社科院等国内学界的三十余位知名学者，共同探讨孙中山以及辛亥革命的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路向。

　　辛亥革命研究亦热亦冷

　　新中国有关辛亥革命的纪念活动始于1956年。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专文，由此开启了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纪念与研究的序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在2001年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大陆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与评价》一文中指出，“纪念孙中山先生，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纪念辛亥革命”。从1961年开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大规模举行纪念辛亥革命的活动。1981年，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次纪念辛亥革命活动，有关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研究从此逐步展开。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辛亥革命研究成为“显学”，在大量学术成果问世的同时，也形成了当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格局。可是，伴随着一批学者年事已高，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研究相对“沉闷”。这表现在近年来有关孙中山、辛亥革命的研究成果逐年减少，青年学者大都不愿从事相关研究。

　　著名学者金冲及认为，“目前辛亥革命研究成果众多，估计论文有上万篇，发表的资料、著作也有上百部，在如此高起点上有所开拓是有困难的”。而学术论文的创新，重在学术史的梳理，研究成果的丰富使得一些青年学者望而却步。除此之外，国外新的史学理论的引入使近现代史学呈现群雄割据态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章开沅已85岁，他对辛亥革命研究的反思却从未停止。他认为，国内有关辛亥革命研究的很多资料都没有编辑出版，现有的资料是国外学者的选编。这些资料有其局限，但即使这样，这些资料都没有经过很好的利用。辛亥革命研究时间相对较短，加上现在的辛亥革命研究呈“碎片化”趋势，有些研究资料、观点无创新可言，相关研究人员还未能真正做到“沉下去”。张海鹏对此表示同意，他指出，有关南京临时政府、湖北军政府等方面的研究尚属描述性质，辛亥革命研究应跳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着重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如当时清政府对革命的应对、西方各国与革命军及清政府间复杂的关系等。

　　中山大学教授林家有是国内较早从事孙中山研究的学者之一，他认为，目前以孙中山、辛亥革命为题的研究在高校难以申请课题，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人员的积极性。这种现状亟须改变。广东省社科院原院长张磊亦表示同意，他指出，一门显学的建立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毁掉则是几年之事。

　　在如何看待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危机的问题上，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章清认为，目前国内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展开的晚清与民国史研究，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的认识。而当前欧美国家对近代革命新的解读值得国内学界注意。比如在书籍史、阅读史方面的研究就值得借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师渠则认为，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的沉闷，实际上是学术潮流发展的正常现象。梁启超认为学术潮流发展大概分为四个阶段，启蒙、全盛、蜕分、衰退，经过这四个时期学术又会进入新的潮流。现在辛亥革命研究正处于蜕分期，在辛亥革命研究的鼎盛时期，很多杰出学人已把学术的主要领域开拓了，后面的人只能沿着他们的思路去做，兹以补缺，做窄而深的研究。这不仅是辛亥革命研究的现状，整个近代史研究都面临这样的情况。这其中的“寂寞”就孕育着将来要走向鼎盛的过渡期，因此无需为此或喜或悲，相信学术有其自身的生命规律。

　　郑师渠认为，从学术和时代发展考虑，辛亥革命研究要有新的发展，应该关注我们的时代。只有站在时代高度，研究才能超越个人、情感、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局限，才能以更加平稳的心态去看待历史现象。

　　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张海鹏指出，研究辛亥革命的发展历程应该和中国百余年来的发展道路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深入理解辛亥革命的意义。他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革命、在马克思主义词汇中，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些词汇还是不能放弃的，应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分析辛亥革命的性质，实事求是从史料出发来进行分析。

　　在有关辛亥革命的性质和孙中山的阶级属性上，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姜义华说，“不能把孙中山推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他对资本主义的危害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很早就非常明确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唯物史观问题上，姜义华进一步指出，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像马克思那样研究问题、研究历史、研究现状，形成自己的话语系统。近现代史学工作者应当观察当代社会的话语体系来源。我们应当真正从中国实际出发，从中国历史真实出发，形成我们自己的能够准确反映自己历史、能够准确反映现代中国历史和文明大转型的话语系统。

　　辛亥革命研究应更超脱

　　章开沅在会上提出做好辛亥革命“三个一百年”研究的观点，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共鸣。他指出，辛亥革命是前一百年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结果。百年蕴于千载的工业革命后，西方文明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以及民生方面均存在顽疾，孙中山诸如“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思想是吸纳、借鉴西方文明优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一百年的历史，国内学界目前没有进行充分研究。再者为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这一百年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巨变。这个时代重大的事件我们有研究也有缺漏，而我们现在的研究太过具体。研究应更超脱一些，不仅研究中国，而且研究同一时代其他国家的情况。此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是什么，如何对待这些遗产，这都值得史学工作者加以研究。明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将过去，进入第三个“一百年”后，世界是个什么世界？人类文明存在什么问题？怎么掌握今后人类文明的命运？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现在科技发展迅速，但工业再发达也无法解决人文精神的流失，而光靠科技是无法解决人的方向、道路问题的。这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在这样大的背景下来认识孙中山，来认识辛亥革命，再来认识孙中山以及辛亥革命的遗产与中国未来的关系，将会变得更有意义。（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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