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这里所谓“国外发展经验”，当然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许多人在讲科学发展的理论背景时，通常追溯到二战后的西方发展理论，特别是发展经济学所总结出来的那些经验，以及20世纪后期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但这还是很不够的，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几百年来的发展经验，特别是20世纪从自由资本主义向有限资本主义转化的发展经验。

　　20世纪的上半叶，是一个混乱而又残酷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和国际矛盾的总爆发，这表明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但也正是在这种动荡和混乱中，孕育着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一个被称作是“资本主义文明化”的转折——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转向受国家限制的资本主义。从实践层面看，资本主义国家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开始担负起维护经济稳定与保障社会和谐的职责，对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适度调节。一方面，采取宏观调控措施稳定和发展经济，从国家的经济政策层面考虑如何控制桀骜不驯的“经济体”；另一方面，采取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措施，调整收入分配，从社会政策层面考虑如何缩小社会差距。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和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福利国家制度建设。从理论层面看，以强调自由放任政策和“守夜人式的国家”为基调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逐渐退出主流舞台，以强调国家干预为主调的新自由主义理论逐渐占据主流地位。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始于以英国哲学家托马斯·格林、霍布豪斯、经济学家霍布森和美国哲学家杜威为代表的早期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那里得到推进，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的《正义论》那里发展到顶峰。应该说，这一转折的理论和实践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相互推动。

　　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十分深刻，对我国当前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高度的创造性，它所创造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是以前任何生产方式无法比拟的，但又具有很大的破坏力，无法很好地管理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甚至有可能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伤害。无论是每隔若干年就要爆发的经济危机，还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都可以看出这种发展方式付出的高昂代价。如何管理好自己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是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的最严峻挑战，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政治家一直在探索。二战以来，西方社会从传统自由资本主义向有限资本主义的转型，是资本主义诞生以来最重大的转型，也是寻求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之路的开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通过吸收借鉴西方国家实现科学发展、合理发展、文明发展的一些经验，完全而且也应该能够从比较粗放的发展方式逐步走上文明发展的轨道上来，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重大转向角度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展开考察，有助于我们把“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等重大治国理念置于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大背景中加以理解，使我们真正认识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不仅是当代中国的发展路径，也是世界文明的大势所趋。

　　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和宣传工作已经进行多年，现在需要进一步深化理解，以增强广大干部群众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也要帮助他们弄清楚世界各国实现科学发展、合理发展、文明发展的一些做法和经验，提供更多的比较实际的指导。（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杨玉成　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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