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39期独家报道“绝学大寻踪之二走进契丹文”文章之一。

　　1922年，契丹小字辽《兴宗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的面世让消失了近800年的契丹文字重见天日。双册出土后，虽然被公认为是消失已久的契丹文，但并没有旋即出现相应的文字解读工作。

　　因为失传已久，又没有契丹文字与汉字对译的资料和词典等工具书，可供研究的资料太少，在两幅哀册出土后近十年的时间内没有一个人能认识一个契丹字。

　　一代学者　开创先河

　　1930年，辽道宗和宣懿皇后的汉字和契丹小字哀册出土后，基于契丹文和汉字相互比较而进行的契丹文字解读才拉开序幕。

　　当时，虽然已传世的《郎君行记碑》上有互译的契丹文和汉字，但是由于历史上的金石专家一直将其认为是女真字，该碑文在当时的契丹文解读上并没有被重视。直到1925年，日本京都大学羽田亨在看到凯尔温发表于《北京天主教杂志》上的契丹文哀册后，在其所撰的《契丹文字之新资料》中指出，《郎君行记碑》上所刻不是女真字，而是契丹字，从而结束了几百年来一直将其视为女真字的错误。但是，由于信息的不通畅，国内学者并没有及时看到这一文章。因此，误解没有得到及时纠正。

　　1930年，辽道宗和宣懿皇后的汉字和契丹小字哀册出土后，基于契丹文和汉字相互比较而进行的契丹文字解读才拉开序幕。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掀起一股研究契丹文字的高潮。当时可供研究的契丹文字资料只有辽兴宗、仁懿皇后、辽道宗和宣懿皇后的契丹小字哀册以及《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

　　此一时期的主要研究人员只有王静如、罗福成和厉鼎煃三人。他们从庆陵哀册和《郎君行记碑》入手，利用把契丹文字哀册与汉字哀册互相对比的方法，释出了契丹文哀册的标题，还有年号、干支、数目字和年月日、岁次、朔、仲冬以及“呜呼哀哉”等。受制于研究方法，这一时期虽然释读了200多条词语，但后来被检验正确的只有70余条契丹字单词的字义，而且基本没有涉及这些单词的发音。

　　虽然这一时期的成就有限，但是以王静如、罗福成和厉鼎煃为代表的第一代契丹文字研究者却开创了中国国内研究契丹文字的先河，他们的研究成果也为后来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34年，伪满洲国出版了由金毓黻主编的《辽陵石刻集录》。该书共收录了五件契丹文字资料和罗福成解读契丹文字的成果，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关于契丹文字的综合性文献资料。

　　1952—1956年，在日本也掀起一股研究契丹文字的高潮。参与研究的有山路广明、村山七郎、爱宕松男、田村实造和长田夏树等人。他们并没有重新认出新字，而是把30年代中国学者已经认出字义的契丹字进行构拟音值。

　　他们的方法基本上是用蒙古语读契丹字。契丹语和蒙古语同属阿尔泰语系，有些单词发音相同或相近，所以用蒙古语读契丹字虽然大部分读不通，但也能读出一小部分。

　　1963年，苏联也发表了三篇研究契丹文字的文章，他们也没有重新认出契丹字，而重点是构拟契丹原字（契丹小字的最小读写单位）的音值。日、苏学者共为149个原字构拟了音值，后经验证，他们拟对的或接近拟对的原字音值共有42个。

　　五人小组　通力合作

　　当时，共抄卡片四万张。在没有电脑、一切都要靠手工的情况下，这是一种相当繁杂的工作程序。但是，为了深入契丹文字研究工作，组员们个个都兢兢业业。经过一系列攻关式的研究，小组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20世纪50—70年代早期，国内的契丹文字研究基本停滞。然而，从60年代开始，契丹文研究专家刘凤翥就已默默进行着契丹文字的释字研究了。

　　刘凤翥，字潜龙，河北省盐山县王朴村人。1983年9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东北组业务组长，直至退休。1992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数十年来，刘凤翥主要从事契丹民族史的研究工作，重点在解读契丹文字。他解读契丹文字的成果令世人注目，被国外同行誉为“契丹文字的首席学术权威”。

　　在刘凤翥家里，记者看到年迈的他仍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契丹文。他家墙上所挂字画也是用契丹文所书。虽然年事已高，刘凤翥仍然思路清晰。他告诉记者，受时任北大副校长翦伯赞先生“研究一门少数民族文字将终生受益”的教导，他走上了契丹文研究之路。

　　然而，真正埋头进入这一研究领域，却是1971年春至1972年夏刘凤翥在河南省息县“五七干校”的那段时间。那时干校纪律松弛，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他便将自己积攒的契丹文字资料反复阅读。最先引起他注意的，是《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经过相互参照、印证，刘凤翥释出了其中的人名“黄应期”、“王圭”，官名“尚书职方郎中”，地名“唐乾陵”等契丹小字。解读契丹文字的第一个成果，激励着刘凤翥在契丹文字研究的路上继续前行。

　　而通过寻找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来解读契丹小字的方法，也给刘凤翥此后的研究工作打开了一扇大门。

　　在刘凤翥潜心于契丹文字研究的同时，另一位学者也在密切关注着契丹文字的解读，他就是契丹文字研究大家清格尔泰。

　　清格尔泰，蒙古族，出生于1924年6月，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今赤峰市宁城县）人，我国蒙古族著名语言学家。

　　20世纪40年代，清格尔泰即开始从事蒙古语文教学科研、组织领导工作。他主持创建了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中国第一个蒙古语言学硕士点、博士点和蒙古语言文学培养基地；出版专著《蒙文文法》、《现代蒙古语》，组织编写了《蒙汉词典》、“蒙汉语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契丹小字研究》等10多部，发表论文50余篇。现年87岁的清格尔泰，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国际蒙古学协会副主席、匈牙利东方学会名誉会员。

　　清格尔泰告诉记者，他在担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期间，审阅了内蒙古大学语文研究室编译并准备出版的“契丹文字研究参考资料”的稿件。在集中阅读国内外有关契丹文字的研究资料当中，清格尔泰对契丹文字的研究方法有了一个基本的想法，但却苦于找不到能够合作共同进行研究的人员。当时，北京有两个科研部门的辽史专家和北方民族史专家先后找到清格尔泰，商谈过合作研究契丹文字事宜。但由于在研究方法上没有达成共识，合作没有谈成。后来，清格尔泰与刘凤翥见面，双方谈得很投缘，于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刘凤翥、于宝林和内蒙古大学清格尔泰、陈乃雄以及邢复礼五人组成的契丹文字研究小组于1975年9月正式成立。清格尔泰是小组的核心。随后，小组制定了周密的工作计划，包括收集原始资料、契丹字字形规范、契丹字铜模的制造、外文资料的翻译和研究工作。

　　负责资料收集的刘凤翥和于宝林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把当时已出土传世的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碑刻全部拓制完毕，使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成为收藏契丹文字资料最全的单位。

　　为了做好字形规范工作，小组的五位成员人人动手抄录卡片。当时的思路是，每个契丹小字每出现一次均抄一张卡片，注明出处。这样可以了解每个字的出现频率，并能最后统计出究竟有多少个契丹小字。更复杂的是，把每个契丹小字拆成若干个原字，每个原字每出现一次也各抄一张卡片，不仅一一注明其出处，还注明各自在契丹小字中的位置。当时，共抄卡片四万张。在没有电脑、一切都要靠手工的情况下，这是一种相当繁杂的工作程序。但是，为了深入契丹文字研究工作，组员们个个都兢兢业业。经过一系列攻关式的研究，小组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契丹小字释读上，小组成员通过研究契丹语中的汉语借词，从契丹小字的拼音性质出发，从契汉对译的资料中找到契丹语可能与汉语中的读音相同或相近的词语，从而为契丹原字读音提供一条可靠的线索。

　　比如，契丹语中的某些汉语借词，如“皇帝”、 “太后”、“太子”、“公主”等，在契丹大字中均直接借用汉字，书写这些单词的契丹大字的字形、字义、字音均与源出的汉字相同。

　　但也有些契丹大字的字形、字义与源出的汉字相同，读音却与源出的汉字不同，例如契丹大字“五”、“全”、“杏”、“冬”等字。

　　契丹大字“五”的读音为[thao]，它的用处远不只表达契丹语的“五”，它还音译契丹语中的汉语借词“招讨”的“讨”，它还可做契丹语“兔”的第一个音节。

　　契丹大字“全”意为“全”，但读音为[bor]，除了意为“全”之外，还可意为“佛”。契丹大字“杏”的读音为[kuei]，它不仅表达契丹语的“杏”，还音译契丹语中的汉语借词“国”。

　　除此之外，小组还采取了参考汉文典籍中的契丹语材料，根据亲属语言的语音语法规律等种种方法，构拟了110多个原字的读音，释读300多条词语，并对20余种附加成分的音义进行讨论。

　　契丹大字的创造者们对汉字是非常熟悉的。他们分析了汉字的利弊，认识到汉字笔画多和字数多所带来的难写、难认和难记的弊病，因而在创造契丹大字的过程中尽力在压缩笔画和压缩字数两方面下工夫，仅仅造了“数千”或者具体说“三千”笔画都比较简单的契丹大字就能表达全部契丹语，向着拼音化的表音文字方向前进了一小步。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

　　契丹大字的使用实践表明，它并不适合契丹语的单词往往多音节和在词干上黏着词尾的情况。于是，进一步拼音化的契丹小字应运而生。

　　契丹小字是参照契丹大字和汉字的字形结构创制而成。现代语言学家称其不能再分割的最小读写单位叫原字。多数原字不具有意义，仅是一个拼音符号，只有与其他原字拼成的单词才有意义。原字借用了一小部分笔画较少的契丹大字和汉字的字形。契丹小字中的单词是由一至七个不等的原字拼成。我们把由单个原字购成的单词称单体字，单体字为数甚少；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原字构成的单词称合成字。所谓契丹小字就是指单体字或合成字这些单词。

　　“契丹小字的性质基本上是音节拼音文字。绝大多数的契丹原字是单音节，虽然有时呈现出音素的假象，那是由于契丹小字的拼音方法不是将每个原字音值简单堆砌，而是有重叠元音的现象。我们称这种拼音方法为榫接法。在拼音过程中，也有脱落元音或辅音的现象。这是由于其拼音方法是受汉字反切法的启发而创制的，因而还保留着反切法的某些现象。”刘凤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道。

　　刘凤翥说，从目前解读的实践来看，凡与汉字字形相同的原字构成的单体字的单词，均没有借用源出汉字的字义和字音。

　　例如契丹小字“一”，意不为“一”而为“北”，其读音目前虽尚不明，但不读汉字“一”的音却不容置疑。

　　又如契丹小字“山”，意为“金”而不为“山”。其读音相当于同为“金”之意的读音[niku]，不读汉字“山”的音亦不容置疑。

　　1985年，凝聚着以清格尔泰、陈乃雄、刘凤翥、于宝林和邢复礼为代表的第二代契丹文字研究学者心血的《契丹小字研究》出版面世。该书收录了当时所见到的除《耶律仁先墓志铭》之外的所有契丹小字拓片共9件，共400多条释读无误的词条，140多个原字读音，占原字总数的1/3，还讨论了24种语法成分。

　　这本十年磨一剑的契丹文字研究巨著集中代表了中国在这一学科的学术水平，在国内外同行中受到了高度肯定。

　　遗憾的是，自1985年《契丹小字研究》出版后，五人小组虽然没有宣布解散，但像已过去的十年那样通力合作狠钻契丹文字研究的爆发力却渐渐淡去并消失。虽然目前健在的刘凤翥、清格尔泰和于宝林仍在自己的世界里进行着契丹文字研究，但在出成果的速度和质量上都已盛况不再。当年，小组凝聚着语言学、历史学、蒙古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力量；如今，孤军作战的学者显得有些薄弱。

　　薪火传递　燃起希望

　　对于吴英哲来说，这个发现无疑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长时间没有成果的他一下兴奋起来。后来，关于契丹文“性”语法范畴的研究成为他正式踏入契丹文字研究的第一步。

　　随着时间的推移，邢复礼和陈乃雄先生均已故去，刘凤翥、清格尔泰和于宝林先生也已进入耄耋之年。而契丹文研究的接力棒传递手们却迟迟不能上位，“老前辈”们打下的契丹文研究江山眼看着行将后续无人。研究单位急，这些将一生都献给契丹文字研究的老先生们更急。

　　1996年，经过慎重考虑，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决定在本校寻找致力于契丹文字研究的学生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契丹文，由清格尔泰亲自指导。经过层层选拔，是年25岁的吴英哲成为清格尔泰的关门弟子，从此走上契丹文研究之路。

　　如今已经从事契丹文字研究15年的吴英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承，在进入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对研究契丹文字没有信心。“太难，没有一点头绪。”但由于感念于学校领导的信任和老师清格尔泰的师恩，吴英哲还是咬紧牙关，没有放弃。其间，同为内蒙古大学的陈乃雄老师给他上了一年的关于《契丹小字研究》这本著作的课程。即便如此，吴英哲还是没有进入契丹文字研究的状态。但是，在此期间，吴英哲协助老师清格尔泰将契丹小字的原字制成电子版，为后来契丹文字出版的电子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然而，一个灵感，让吴英哲在契丹文研究领域突然有了豁然开朗的领悟。一天深夜，吴英哲照常在办公室的电脑上录入契丹小字原字。契丹小字中有一部分成对的原字，虽然在笔画、笔顺、笔势等方面完全相同，但二者在右侧是否加“点”存在差异。有的学者将那些右侧带点的原字称为不带点的原字的“影子字”，把不带点的原字称为“本字”，然而，这一命题尚未被学界普遍采用。长期以来，让人迷惑不解的是，这些带点的原字与不带点的原字一同出现于契丹小字原始资料中，而且也有交替使用的现象。

　　二者在音义方面究竟有何内在联系？吴英哲突然想到，这些“点”是否与性别有关？

　　这个念头一出，他立马对照手头现有的文献一一验证，果真不错。因为另外两份资料放在家中，他赶紧跑回家中，一夜没睡，从头到尾核对一遍，结果一一都验证了这个发现的正确性。

　　对于吴英哲来说，这个发现无疑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长时间没有成果的他一下兴奋起来。后来，关于契丹文“性”语法范畴的研究成为他正式踏入契丹文字研究的第一步。

　　其后，吴英哲专注于契丹语法的研究，在契丹文元音和谐率、契丹文动词附加成分、契丹语汉语入声尾韵、契丹文“数”和谐现象和契丹文拼读法——“元音附加”拼读现象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而在2008年，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康鹏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成为刘凤翥的学术助手，开始了他的契丹文字研究之路。

　　据刘凤翥先生讲，康鹏读博士学位时主攻辽金史。契丹文字是研究辽史的最佳学术资料，学好契丹文字会使辽史研究的学术水准提高到一个更佳境界。“康鹏在读书时就把将近一万字的契丹小字拍成照片做成电子资料库。这些电子资料库起着铅字的作用。可以放大，可以缩小，字号任选，用起来极为方便。近一两年，我的文章中出现的契丹小字也都是使用这个电子资料库。”刘凤翥向记者介绍道。

　　“康鹏现在主要做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以后准备做契丹小字索引和词典；再将20世纪20年代至今的契丹文字研究论著汇编成册。同时，我还要他加强蒙古语和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希望通过这些努力，能让他进一步掌握契丹文字的解读知识。”

　　刘凤翥说：“新一代的研究者们虽然还稍显稚嫩，但是，契丹文字研究的薪火传递却看到了些许希望。”

　　“死亡”文字　复活有望
　　解读契丹语可以弥补13世纪之前蒙古语资料的匮乏。而对于汉语研究专家们来说，因为契丹小字是通过转写汉语借词记录了很多同时代的汉字的读音，因此，距今一千年前的汉语音韵究竟是怎样的，也可从中读到答案。

　
　　一种已经消亡了八百年的文字，后人为何要孜孜不倦地追踪它的来龙去脉？正如刘凤翥所说：“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讲，契丹文字属于历史的范畴。研究契丹文字的最终目的在于补史证史。《辽史》是在辽朝灭亡三百多年之后仓促编修的，错误缺漏比比皆是。在‘二十四史’中，辽史是最为陋略的一部书。现在传世的契丹大、小字碑刻共有44件，其中大部分是墓志铭。每一件墓志铭就是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历史，这对于补充、验证和订正《辽史》的记载有重大意义。”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的王朝，契丹国有过极度辉煌的历史。但是因为辽代书禁甚严，史书记载，擅自向汉人传递契丹文字书籍者将被问斩。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契丹文字的书籍在与其同时代的北宋没有传播，更谈不上保存。而史书中仅有的五个契丹文字也是关于军事方面，极有可能是两军对峙情况下的模糊记录。因此，契丹王朝消失之后，关于它的一切也随着历史的远去被尘存起来。这些埋入地下近千年的石头，成了唯一的见证者和诉说者。遗憾的是，我们很难听懂这些“会说话的石头”，它们究竟在传达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历史。

　　此外，契丹语的解读对于语言研究也有极高的价值。清格尔泰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解读契丹语可以弥补13世纪之前蒙古语资料的匮乏。而对于汉语研究专家们来说，因为契丹小字是通过转写汉语借词记录了很多同时代的汉字的读音，因此，距今一千年前的汉语音韵究竟是怎样的，也可从中读到答案。

　　可是，与这些失传了几百年的古字对话，谈何容易？何况还是一种民族差异极大的古文字。从20世纪20年代契丹文字的陆续出土面世，到如今关于契丹文字在字音字义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契丹文字研究已经有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在宏观研究上经历过契丹文字与女真文字的辨认、大小契丹文字的分类，在微观上经历了从当初只是字义的推测到对文字拼读法和构拟字音的进步。几代契丹文字研究专家们呕心沥血，以求“死亡之字”重新复活。通过国内外契丹文字研究专家不懈的努力，截至目前，400多个契丹原字的一半已经被解读，1300多条词语和数十个句子的意义被探明。而在微观的语法研究方面，逐步释读了部分动词和静词附加成分的语法意义，有力地推动了该研究领域的继续向前发展。

　　但是，刘凤翥告诉记者：“虽然历经近一个世纪，几代人的努力取得了上述成绩，但是对于浩瀚的契丹文字大海来说，这些成果还是显得太渺小。从目前已有的统计资料来看，无论是契丹小字还是契丹大字，都还有80%以上的部分等待解读。”

　　相比浩瀚的研究工作，目前的研究力量也显得十分单薄。在契丹国的发祥地，如今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馆长王未想的一番话，道出了契丹文研究现状的一个尴尬事实：“第一，太枯燥。整天只与这些看不懂的文字打交道，对于时下追求刺激的年轻人来说没有丝毫的乐趣和吸引力。第二，出成果慢。刘凤翥用了一辈子的时间研究契丹文，到如今也才解读了有限的数量。没有成果，就没有职称，就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第三，没有经济收入。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人的意志总是受利益驱动，没有钱的事情谁还愿意干呢？所以，馆里虽然一直有意愿从事契丹文字研究的人员，但都坚持不了多久就放弃了。所以，我认为培养人才最好还是从高校着手，就不会出现像这样的经济驱动意识。”一番话虽然刻薄，但却透彻。

　　老一辈契丹文字研究者们虽然年事已高，但为了契丹文字研究的后续有人，仍然在不遗余力地作着奉献。为了普及契丹文字知识，刘凤翥曾在辽宁师范大学、西安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赤峰蒙古族师范专科学校、中央民族大学举办过契丹文字讲座，并给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的关树东和曹彦生讲授了一个学期的契丹文字课程。目前，刘凤翥的助手康鹏博士在契丹文字研究方面的勤奋好学获得了刘凤翥的肯定。

　　除了这些个人的努力，目前契丹文字研究力量最强的应该是内蒙古大学。由清格尔泰指导的新一代契丹文字研究者吴英哲已在契丹文语法研究上颇有心得。

　　目前已经是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副研究员的吴英哲向记者介绍，内蒙古大学从20世纪90年代起已为研究生开设了选修课“契丹文研究导论”。同时，为了系统地培养契丹文字研究力量，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语文研究所已经在北方民族古文字专业中专门开辟了契丹文研究方向的研究生课程，还增设了《辽史》选读和北方民族古文字研究等课程。

　　“为了收集契丹文字的原石资料，内蒙古大学斥资数万在民间征集契丹人碑刻，如今存放于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的5件契丹小字墓志都是尚未发表的原石资料。在资料收集上，内蒙古大学已经遥遥领先于国内外同行。”吴英哲说，我觉得契丹文字的研究前景很好。因为资料越来越多，量的增加必然促进质的飞跃，我们正在培养人才，研究的人才也会多起来，研究的分工也更细了，譬如研究历史、语言等多方面。

　　吴英哲告诉记者，为了使得契丹文字研究实现电子化，内蒙古大学与蒙科立公司合作开发了契丹小字、女真文字库和配套的输入法，同时还开发了契丹小字文献综合查询系统。目前，这个系统能够自动检索、排序语料库中的任何词语。据悉，内蒙古大学目前正在着手研发契丹大字字库、输入法以及语料库。这些工作的完成将为契丹文字的分析研究和出版发行提供极大的便利。

　　而早在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已将契丹文字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特殊学科（绝学）”第一批名录，重点扶持包括契丹文在内的8种“死文字”研究项目。刘凤翥用十年时间呕心沥血完成的《契丹文字新研究》也将于近日完成校对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这是继1985年五人小组的《契丹小字研究》之后国内出版的又一契丹文字研究巨著。

　　对于契丹文字研究的未来，刘凤翥语重心长地对记者说：“虽然契丹文字研究目前仍存在着重重困难，但是回忆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对前途充满信心。”已近耄耋的清格尔泰如今仍在矢志不移地支持关注着内蒙古大学新一代契丹文研究力量的成长，他对记者说：“对于内蒙古大学如今正在取得的成绩，我感到欣慰。对年轻人要有耐心，要给他们足够的空间，相信他们会接好契丹文研究这根接力棒。”（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唐红丽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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