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39期独家报道“绝学大寻踪之二走进契丹文”文章之一。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不止一次地听到专家说及“契丹大字”、“契丹小字”。什么是契丹大字？什么又是契丹小字？它们又都是谁发明的？

　　契丹文字研究专家刘凤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提及契丹文字，很多学者将功劳全归功于耶律阿保机，但事实并非如此。

　　契丹文字因时而生

　　唐代末年，中原纷乱，藩镇割据。契丹贵族首领耶律阿保机乘机统一各部，并于907年称帝，916年建立契丹国，也即我国历史上兴盛一时的辽王朝。契丹王朝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南北对峙，在极盛时期，疆域东至渤海，西至金山和流沙，南至今河北中部、山西北部，北至外兴安岭，设立五京：上京临潢府即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东京辽阳，南京即今北京，西京大同。有州、军、城156个，县29个，部族52个，属国60个。

　　据史料记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之后，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族感情等方面的需要，先后创造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字。

　　刘凤翥介绍：“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之称不是由于字写得大小，而是由于创制时间的先后，还有其他一些诸如拼音程度强弱的本质性的区别。”

　　据有关史料记载，契丹大字始制于辽太祖神册五年，即920年正月初二，制成于时年九月十四，并下诏颁布实施。契丹大字的制作，共用了八个半月的时间。

　　创制之功非太祖一人

　　由辽宁省博物馆编纂的辽金史专家闫万章的文集中这样说：关于契丹大字的制作者和字数，过去的史书都把创制契丹大字的功劳记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账上。事实究竟怎样呢？

　　据宋人王溥《五代要会》卷二十九《契丹》条说：“契丹本无文记，唯刻木为信，汉人陷番者，以隶书之半，就加增减，撰为胡书，同光之后，稍稍有之。”

　　闫万章认为，由此可见，契丹大字制作之人是“汉人陷番者”增减汉字偏旁部首之笔画制作而成。但欧阳修《五代史记》卷七十二《四夷附录第一》则说：“至阿保机稍并服旁诸小国，而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因此判断，契丹大字是汉人教契丹人增减汉字偏旁之笔画制作而成，其字数有数千之多。

　　《契丹国志》卷二十三《国土风俗》条亦有大致相同的记载。有专家研究称，耶律阿保机终生忙于政治和军事，恐无暇亲自创造文字。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教授王静如早在70多年前即已指出：“至若创制之人，虽史称太祖，然余恐其力有所不胜，或竟非其所为亦属可能。”因此，契丹大字很可能是在耶律阿保机的倡导之下，由契丹族和汉族中的知识分子创制而成。

　　参与创造契丹大字的人中应当有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他们的《辽史》本传分别说：

　　“突吕不，字铎衮，幼聪敏嗜学。事太祖见器重。及制契丹大字，突吕不赞成为多。未几，为文班林牙，领国子博士、知制诰。”

　　“耶律鲁不古，字信宁，太祖从侄也。初，太祖制契丹国字，鲁不古以赞成功，授林牙、监修国史。”

　　刘凤翥说，由于创制的功劳已经记在了耶律阿保机的身上，而实际的创制者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等人只能享受“赞成”创制之功。至于参与创制契丹大字的汉人，虽然《五代史记》和《契丹国志》中都提到“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然而史书失载了这些教辽太祖创制契丹大字的汉人的姓名。

　　契丹小字的创制者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弟弟耶律迭剌。据《辽史》卷六十四年皇子表，耶律迭剌接待回鹘使者，与回鹘使者“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数少”是指契丹小字比契丹大字的书写符号少。“该贯”是说能把契丹语表达得系统又全面。我们只知道契丹小字创制的时间比契丹大字晚，具体创制的时间由于史书失载而不可考。

　　字数少，又能把契丹语表达得贯通而全面——这种较之契丹大字先进的契丹小字创制以后，落后的契丹大字并没有废除。因为契丹大字名义上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制的。辽朝也遵守历代的传统：“凡是太祖高皇帝决定的事情，不管是对还是错，在本朝一律照章执行。”因此，终辽一代，两种契丹文字和汉字一直通行于辽境，用以书写契丹语的各种文献和书籍，或用以把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书籍翻译成契丹语的书籍。

　　契丹文字在历史中湮没

　　两种契丹文字创制后，主要用于刻记功碑、著诸部乡里之名，写外交书函，可符牌，写诗，译书，考试等领域。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创制开我国东北古代少数民族创造文字之先河。以后女真文字、蒙古文字、满族文字的产生无不直接或间接受契丹文字的影响。

　　金代建国初期虽然就创制了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然而契丹文字并没有随着辽代的灭亡而灭亡，两种契丹文字仍然通行于金代前期。例如刻于天会十二年（1134）的契丹小字《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刻于天德二年（1150）的契丹小字《萧仲恭墓志铭》、刻于大定十年（1170）的契丹小字《金代镇国上将军墓志铭》，以及刻于大定十六年的契丹大字《李爱郎君墓志铭》等均是金代使用契丹文字的证据。

　　金明昌二年（1191）“始诏罢契丹字”。然而契丹文字不会随着一纸诏书的颁布就立即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会写契丹文字的人仍会继续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契丹文字，金朝没有统治到的地方如西辽也还在使用契丹文字。元代的耶律楚材曾说：“及大朝（指蒙古）之西征也，遇西辽前郡王李世昌于西域，予学辽字于李公，期岁颇习。”足以说明西辽仍通行契丹文字。刘凤翥考证后认为：“耶律楚材可能是最后一个明确见于史书的通晓契丹文字的人。”

　　1211年，西辽政权被乃蛮王屈出律篡夺，仍用西辽国号。1218年，西辽被蒙古所灭。契丹文字也就失去了最后一个支持它的政权，走上自行衰灭的过程。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时期。

　　在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除了达斡尔作为族群被保留下来，云南省阿、莽、蒋姓的“本人”还保留着对本民族的记忆和认同感之外，绝大多数的契丹人都被融合到其他民族中去了。没有了说契丹语的契丹人，记录契丹语的契丹文字也就随着契丹民族的消亡而消亡，逐步成为不为人们所识的死文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朝代的不断更替，用契丹文字书写和翻译的各种书籍也全部失传，仅在宋人王易的《燕北录》一书中摹录了几个已经面目全非的契丹文字的符牌。

　　到了明代，契丹文字已经彻底消亡。明代四夷馆编的《华夷译语》中有女真馆来文和杂字，却没有契丹馆来文和杂字。这就说明，明代既不存在契丹民族，也没有人认识契丹文字。就连明代的大金石学家赵崡也认不出契丹文字，见了《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之后说：“一字不能辨，盖女真字。”刘凤翥对记者说：“明代学者如此，清代学者钱大昕、王昶、叶昌炽和现代学者郭沫若等人也是如此。连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都区分不清，更别说认识契丹文字了。”（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唐红丽）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