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39期独家报道“绝学大寻踪之二走进契丹文”文章之一。

　　风驰电掣的列车犹如强悍的骏马，驰骋在古契丹国的“疆场上”。车窗外空旷的荒漠和秋日的萧条，与飕飕的风声一起呼啸而过。这时记者正前往辽阔的内蒙古大地寻访契丹文的踪迹。

　　距今一千年前的中国北方，活跃着一个强大的北方王朝——契丹，也称辽国。在它两百多年的短暂历史中，却创造了当时无与伦比的辉煌，更让其骄傲的是这个民族还发明了自己独有的文字——契丹文。

　　可短暂的辉煌过后，契丹文连同其民族一起神秘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就在金灭辽的五十年之后，契丹文和契丹民族再也没有在历史中出现过。直到19世纪20年代，随着埋入地下的辽代墓碑的陆续出土，这一神秘的文字才逐见天日。

　　但由于年久失传，地下之物遗憾地成了无人能识的死文字。近一个世纪来，有志专家们费尽心血，全力解读，但揭开的依然是冰山一角。契丹文，难道真的成了一部难解的“天书”？

　　契丹文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破解它究竟为何如此艰难？“天书”到何时方能全部得以破解？带着诸多问题，记者沿着这种古老文字发祥发展的脉络，一路寻访，以期为解读“天书”寻找良方。

　　赤峰：几乎不知契丹文为何物

　　一千年前，契丹民族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创制了契丹字。一千年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却不知这种文字为何物。

　　从北京到赤峰，注目观看，窗外的风景只是裸露的沙石和干枯的草木，没有“白云下面马儿跑”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浪漫景观。

　　“今年太干旱，草原都过早地枯萎了。往年这个时候，其实是草原上最美丽的季节，到处一片金黄，丝毫不比夏日碧绿的草原逊色。”同车的一位姑娘给记者解释。

　　她自称是内蒙古赤峰市人，赤峰市有契丹国古上京遗址，古上京就是契丹国当年的首都。

　　“你真的是‘上京’人？”记者顿时来了兴致，迫不及待地追问道：“你是什么民族？知不知道契丹字，会不会说契丹话？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赤峰？”

　　“我是蒙古族，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契丹字，不会说契丹话。”姑娘笑着回答道，“赤峰市古称松州，也就是‘平地松林’、‘千里松林’的意思。清朝起称‘昭乌达盟’，蒙语‘百柳’的意思。乾隆四十三年（1778）设赤峰县，得名于市东北的褐色孤峰，蒙语称‘乌兰哈达’，意为‘赤峰’……”

　　下了列车，已是暮色四合。夜色中的赤峰市，并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地级市的繁华。只是与内地不同的是，随处可见的广告招牌上均书写着蒙、汉两种文字。走在赤峰市的大街上，肩负重任的记者总是忘不了随机向路人询问，是否认识契丹字。但路人均说“不认识”。

　　“我知道有这么一种字，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一位出租车司机在听了记者同样的问题后，终于给出了一个让人稍感欣慰的答案。

　　赤峰市，契丹民族的发祥地。一千年前，契丹民族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创制了契丹字。一千年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却不知这种文字为何物。或许被询问的这些人都是外迁于此的人吧，不知道这种语言也无甚奇怪，记者自我解嘲道。

　　第二天一大早，记者就抱着满腔的期待，来到了赤峰市博物馆。

　　赤峰市博物馆属于免费开放，记者无需购票即进了馆。在博物馆管理员的指引下，很快在草原帝国展厅见到了珍藏于此的一块出土的辽国墓志石刻。记者看到，石刻上的字恰似汉字般的方块字，却不是汉字。管理员说：“这就是契丹文！”

　　但当记者问到这些文字是什么意思时，管理员和导游均表示不知道。博物馆馆长刘冰也表示：“我们这里没有人研究契丹文字，更没有一个懂契丹文字的人。”只知道这块石碑名字叫《故耶律氏铭石》，于1969年出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毛布拉沟村。志文契丹小字25行共699字，为天庆五年（1115）之物。其余一概不知，至于石刻上契丹文字的意思和读音，就更不知道了。

　　赤峰市博物馆大门左侧，是一处新建的仿古建筑，大门口悬挂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文化局”的大牌子。

　　叩开赤峰市文化局的大门，赤峰市文化局局长张金东很热情地接待了记者。张局长从记者口中得知，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将契丹文列为绝学扶持项目，张局长显得非常激动，连说：“那真是太好了！我们也很盼望契丹文字的尽快解读，这对于了解赤峰的历史、挖掘赤峰市的文化资源都有很高的价值。”

　　而当记者问及赤峰是否有人能解读契丹文字时，张局长十分无奈又十分肯定地说：“关于契丹文化研究，的确还有懂行的专家，但是说到契丹文字研究，真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知识的人。”

　　告别时，张局长说，我们这里的资料少，契丹文字碑刻只有一块。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的碑刻，你可以去巴林左旗林东镇看看，那里是辽上京所在地，是契丹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创制契丹字的耶律阿保机就是在那里登基称帝的。

　　巴林左旗：走进辽上京遗址

　　辽上京博物馆馆藏有20多件契丹文墓志石刻，因展馆空间有限，部分墓志石刻都在库房存放，不过有的属于不完整的残石。

　　林东镇位于赤峰市北面，距离赤峰市区还有270公里。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郊，有一处空旷的原野，林东镇人说，这里就是古代契丹政权辽王朝的开国皇都——上京遗址。

　　据文献记载，上京是我国古代漠北地区的第一座都城，为辽太祖创业之地，也是辽圣宗以前的统治中心。这里负山抱海，天险足以为固，水草便于畜牧。

　　辽上京遗址是我国保存最好的古代都城遗址之一。遗址的皇城部分，已划定为重点保护区，20世纪50年代将城内新建的房舍拆除，成为一片草场，严禁兴工动土，从而得到了较好保护。1961年3月，辽上京遗址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辽上京博物馆位于巴林左旗林东镇南部。竣工于2003年9月的辽上京博物馆的前身是巴林左旗博物馆，属于国家三级博物馆。该馆收藏着巴林左旗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富河文化”遗存和辽代历史文物15000件、标本近10000件，有珍贵的研究价值，很多文物都是孤品。据悉，该博物馆曾多次精选文物赴北京、广州及美国等地参加展出。

　　在辽上京博物馆4楼展厅，博物馆工作人员张兴国详细向记者介绍了他们展出的两块契丹文墓志。张兴国指着墓志说，这一块是《耶律习涅墓志铭》，刻于辽天祚帝天庆四年（1114），碑文属于契丹大字。这个碑1987年发现于内蒙古巴林左旗乌兰坝苏木好儿图村小罕山一座被盗掘的辽墓旁。

　　那一块叫《永宁郡公主墓志》，碑文属于契丹大字。其2000年2月出土于内蒙古巴林左旗宝力罕图乡王家沟村一座被盗的辽墓中。

　　张兴国说，该墓为辽道宗时西北路招讨使萧兴言与其妻永宁公主郡的合葬墓，墓中同时出土了萧兴言的汉文墓志和永宁公主郡的契丹大字墓志。

　　博物馆馆长王未想是著名辽金史专家王晴之子。受父亲熏陶，年近古稀的王馆长也把自己的一辈子都奉献给了辽史研究。王未想是纯粹的阿拉伯裔人，有着灰色的眼睛。他说他祖上从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今南京地区，后经河北等地迁徙至今天的巴林左旗。

　　王未想告诉记者：“辽上京博物馆馆藏有20多件契丹文墓志石刻，除了这两件，还有《耶律韩高十墓志铭》、《耶律迪烈墓志铭》、《耶律贵墓志铭》、《泽州刺史墓志残石》等，因展馆空间有限，部分墓志石刻都在库房存放，不过有的属于不完整的残石。”王未想说，契丹大字资料主要存放在辽上京博物馆，而契丹小字碑刻却大多在辽宁省博物馆。

　　沈阳：契丹文墓志石刻的传奇经历

　　十五方巨大的古代墓碑整齐划一地摆放在那里，尤为壮观。“这就是你想看的辽代墓志碑刻，也即哀册。

　　记者于是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了辽宁省沈阳市。辽宁省博物馆位于沈阳市中心和平区十纬路二十六号。1992年增建新馆。

　　辽宁省博物馆珍藏着大辽萧太后的子孙——辽朝第六、七、八代帝后的汉文和契丹文哀册等，均为难得一见的国宝级文物。

　　听说记者特意来此采访契丹文哀册，辽宁省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孟凡宁很是热情地陪同记者来到辽宁省博物馆三楼一个大展厅——契丹王朝展厅。

　　进入该展厅，十五方巨大的古代墓碑整齐划一地摆放在那里，尤为壮观。“这就是你想看的辽代墓志碑刻，也即哀册。”孟凡宁向记者介绍道。

　　记者看到，这些石碑1.2米见方，每一盒墓碑都配有一个同样大小的盖子，哀册不仅在尺寸上硕大于汉碑，并且每一块哀册都配有同样大小的盖子。

　　孟凡宁说，这些都是辽代的帝王和王后哀册，每一盒哀册就像书本一样，打开后有两面，一面是契丹文，一面是汉文，另外还有一个盒盖。哀册在墓中存放时，盒盖均覆盖于册文之上。

　　据介绍，辽宁省博物馆共藏有辽圣宗和他的两个皇后仁德皇后和钦爱皇后汉字哀册各一盒，道宗的契丹小字和汉字的哀册各一盒以及宣懿皇后的契丹小字和汉字的哀册各一盒。连册文及盒盖共计15方石碑。其中辽兴宗仁懿皇后哀册只存册盖于馆内，不见册文。

　　“这些契丹文石刻都是从哪里来的？”记者开始刨根问底。孟凡宁显得很是神秘地说，这里面有故事。“这些石碑都是从古代辽圣宗的永庆陵、辽兴宗的永兴陵和辽道宗的永福陵，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瓦林茫哈运来的。”

　　记者问：“巴林右旗距离沈阳有600余公里。这些庞然大物怎么出土，又是怎么保存进辽宁省博物馆内的呢？”孟凡宁说，解开这个秘密，还得从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说起。

　　汤玉麟，辽宁阜新人。原为地方股匪头领，曾与张作霖两次结拜为兄弟。1925年，因参与反郭松龄倒戈的战事有功，被张作霖提拔为师长。1930年夏，汤玉麟之子汤佐荣在瓦林茫哈地方掘开了辽圣宗的陵墓永庆陵和辽道宗的陵墓永福陵。在永庆陵内，出土了辽圣宗和他的两个皇后仁德皇后和钦爱皇后汉字哀册各一盒。在辽道宗的永福陵内，出土了辽道宗以及宣懿皇后的契丹小字和汉字的哀册各一盒。

　　发掘出这些珍宝之后，汤佐荣利用其父的军阀身份，动用军车将15方巨石悉数运往沈阳城内的汤氏私邸。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三省，1932年3月，建立了伪满洲国。1933年10月17日，日本借口“代替中国人保护文化财产”之名，成立了“满日文化协会”。在满日文化协会成立大会上，一项重要的决议便是由满日文化协会筹备设立博物馆，由“满洲国”政府拨款30万元，完成沈阳三经街十纬路汤玉麟寓邸，作为新设的“国立博物馆”馆址。而汤氏宅中的15方哀册也随即由日本人“接收”入了伪满洲国“国立博物馆”。

　　1938年12月24日，伪满洲国国立博物馆将沈阳“国立中央博物馆”改为“国立中央博物馆奉天分馆”，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博物馆前身。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该博物馆一直处于日本人的管制中。直到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和伪满洲国垮台，这个馆才从日本人手中解脱出来。

　　1945年9月至12月底，中共中央东北局进驻沈阳，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等人就住在沈阳三经街原奉天分馆楼内，并在此办公。因形势需要，东北局于年底撤离沈阳向本溪转移。

　　在东北局进驻前和撤离后的无人管理期间，原奉天分馆所藏文物损失大半。所幸，因辽代哀册体积庞大，不易移动，并未受到损失。1946年中旬，东北敌伪资产统一接收委员会教育组接管了原奉天分馆，继由教育部东北区复员辅导委员会正式接收，改称“国立沈阳博物馆”。

　　1948年春，国民党在东北的统治面临全面崩溃。4月2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电令国民政府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主任金毓黻：“本部为保存东北文物起见，经设立东北文物暂时迁运保管委员会，并指定你为主任，负责设法抢运现存东北之文献古物，迁移至安全地点保藏。”

　　1948年3月20日，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呈请南京政府教育部拨应变费国币20亿元，作为文物运至北平保管费用。其中，16亿元为运送费，拟飞机5架，2亿元拟为北平20间租房费用，北平保管所办公费2亿元。为部署具体的文物搬迁，4月30日，金毓黻飞抵北平于5月6日召开了东北文物暂时迁运保管委员会全体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的七项议决中，第四项议决决定了这15方哀册的命运。其内容为：辽代时刻均为珍品，尤以契丹国书哀册为世界所重视，以质量太重需费用太巨，一时无法内运，拟先尽量施拓携入内地以广流传，拓后即将原石埋藏借以保存。

　　1948年7月1日，东北文物暂时迁运保管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文物内迁三原则：1.本会以全部内迁北平为原则并呈部核定之。2.本会所藏文物除留供陈列阅览至普通品及笨重不能迁移者外，其余悉行运平保管。3.关于内迁费另编预算呈部核定照拨。

　　有了上述决议为依据，存放于当时的“国立沈阳博物馆”内的15方契丹哀册免去了奔波劳顿之苦，仍存放于原馆内。沈阳解放后，人民政府接收后于1949年春定名为“东北博物馆”，1959年1月5日，改称辽宁省博物馆。2003年，15方巨石由博物馆旧址搬入今天的辽宁省新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也成为目前为止，馆藏契丹文碑刻原石资料最多的地方。

　　如今，这些碑文被完好无损地存放于辽宁省博物馆内供世人瞻仰，也是目前为止研究契丹文字最重要的原始资料。

　　契丹文沉睡地下800年终见天日

　　在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藏有4方尚未公开发表的契丹大字墓志，字数约有2300个。

　　孟凡宁还说，比较而言，圣宗、道宗哀册很是幸运地保存完好，但是距离它们出土地不远的永兴陵中的辽兴宗哀册的命运至今仍是个谜。但正是这个至今仍下落不明的“辽兴宗哀册”，让契丹文失传数百年之后得以重见天日。

　　民国初年，当地土豪兼私塾校董廉某想挖点宝物给教师发薪水，于是挖开了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瓦林茫哈的辽永兴陵。

　　据廉某后来回忆说：“里面如同宫殿一般，有蓝地金字‘宁静宫’的牌匾。”当时正在林西县浩珀都天主堂（即今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大营子乡天主堂）传教的比利时人路易斯·凯尔温闻听后也赶往现场挖宝。

　　1922年6月21日，凯尔温在辽兴宗的永兴陵中发现了契丹小字《兴宗皇帝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以及汉字《仁懿皇后哀册》。凯尔温不谙传拓之术，于是雇用华人以五天的时间逐字抄录之。

　　1923年，凯尔温将手抄的契丹小字《道宗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发表在《北京天主教会杂志》。但是，据刘凤翥考证，其实凯尔温发表的该哀册应该是《兴宗哀册》，凯尔温误把辽兴宗陵当做了辽道宗陵，所以误认为是《道宗哀册》。但这些哀册的发表确实使得契丹文字失传数百年之后首见天日，其意义非常重大。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立即把这篇报道经过增删后转载于当年法国的一个期刊——《通报》第22卷上。并加了按语和注释。但该卷《通报》并没有转载契丹小字的《仁懿皇后哀册》手抄本。德国人福克司和沈阳的祁靖黎节译了《通报》第22卷转载的凯尔温的文章，并以“辽陵之契丹文字”为题发表在中国第一部关于契丹文字的研究著作集——《辽陵石刻集录》第六卷上。

　　当时在承德传教的比利时传教士牟里在《通报》1933年第30卷上用法文发表了《辽庆陵》。从而在学界引起轰动。中外学者竞相研究，遂在学界产生一股契丹文字研究热潮。

　　据悉，自从契丹大小字成为死文字以后，我国古籍中载有契丹字者，除了宋人王易《燕北录》中收录的银牌、长牌、木刻子牌上的“朕、敕、走、马、急”五个契丹文字之外，别无其他字可鉴。加之年月已久，书中之契丹字传刻失真，很难看出其本来面目。因此，后人对契丹字的知识非常贫乏，以至后来陕西省乾县唐乾陵《无字碑》上所刻之《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中的契丹字在长期的时间内被误认为是女真字。直到1922年，凯尔温在永兴陵发现了上述碑刻并将其公之于世。至此，在地下沉睡了近800年的契丹文字终于出现在世人面前。

　　据统计，截至目前，现已发现并公开发表的契丹大字碑刻资料共14件。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副研究员吴英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在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藏有4方尚未公开发表的契丹大字墓志，字数约有2300个。

　　此外，已经发现并公开发表的契丹小字碑刻资料共30件。还有几件尚未刊布的契丹小字墓志，原碑现如今分别藏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内。（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唐红丽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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