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32期上刊发了张福贵先生的《学术不平等是学术危机的最大症结》一文。张文认为，学术危机的最大症结是学术不平等，官本位意识导致了学术权利与学术地位不平等，急功近利的需求导致了过度量化的评价机制。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而认为，学术危机的最大症结在于学者不自觉。

　　官本位意识并不必然导致学术权利与学术地位的不平等。进行思考和研究的权利是不会因为权力的打压而被剥夺的。司马迁的遭遇很是说明了这一点。正当司马迁埋头著述《史记》的工作进入高潮，“草创未就”之时，突然飞来横祸，受李陵案的株连被下狱受腐刑。但司马迁并没有因此抱怨“学术不平等”，对国事世事从此冷漠不再关心。反因“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逐“发奋著书”。

　　纵观历史，周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可以说，无厄运，无圣贤；无贤圣之发愤，著书立说，思来者，则中华文明枯槁矣。即便有秦“焚书坑儒”、清“文字狱”，仍有人收藏书籍，传于后世。

　　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英雄、豪杰、圣贤成长的基本规律。古人尚知并能 “非澹漠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今人为学，执著于名利，计较于外境，面对古人之品德学术境界，难道不应有所悔悟否？

　　张文认为，学者受 “服务现实，服务社会，服务地方”的发展战略引导，“急功近利越来越成为一种学术导向和社会潮流”。这种急功近利导致了“这些年来，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中国高校一直处于‘评审’与‘被评审’之中”，造成了过量化的评价。然而，别人急功近利是别人的事，关键是自己如何泰然处之，不妄为，不盲目追风。一个巴掌拍不响，一相情愿事不成。根本的问题还是学者自身。学者扪心自问，有没有“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欲速则不达。此理知否？若知，板子先打学者。

　　人文社会科学之所以越来越套用自然科学的评价体系，在于人文社会科学像自然科学一样分得越来越细。缺乏符合自身规律的评价，是因为照搬别的学科设置，这一逻辑本身就很荒谬。当下，大学要“大师、大楼、大气”，学者要名誉、地位、津贴。不可否认，在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下，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中国高校一直处于“评审”与“被评审”的怪圈之中。然而，“评审”与“被评审”是一回事，学问本身则是另一回事。学者能否坚持自身的评价标准，独善其身，存有“思来者”之心，这大抵应成为问题的根本。老子、孔子等大思想家，除了留下经典学术思想外，并没有为后人留下要职称名誉的事迹。今人为名利所累，说了许多自己不信、自己不懂甚至自己都不愿意说而又似乎不得不说的话。以此为学，断难成功。钱锺书先生说：学问大抵是荒江野老，屋中两三素心人议论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从评价标准意义上而言，应对学人有所启迪。

　　张文还认为，“在相当多的研究论著中，研究者缺少自己的思想，不是权威人物如何说，就是外国学者怎么看，实质上研究者已经把自己的学术判断置于研究对象之下，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学术伦理之中，因此淡化甚至丧失了正常的学术判断的能力”。实质上，这已不是“不平等的学术伦理”问题，而是一种学术失范行为。没有自己的新思想、新观点、新发现的所谓“研究论著”，其本身就不是学术论著。

　　创新是学术的灵魂，创新是学者的追求，创新是学品才智与勤奋和合的产物，创新是现实性与“思来者”和合的产物。学术主体性是学品才智与勤奋及其和合。“核心观点中应该包含个人独到的思考”是学术主体性的结果，而不是本身。学术主体性是学术创新之母，学术创新是学术主体性之子。

　　“要代表社会的良知，成为社会和人类的思想库。”要求做学问要以仁慈为心，以苍生为念，恬淡虚无，淡泊名利。不唯上，不跟风，假话全不说，真话说全了。如是始终，则金玉如山，不为动；权倾天下，不为移。居庙堂之高而忧民，处江湖之远而济天下。顺其自然，而始终以民族为重。以民族为重者，其心志必高远，其思虑必深邃，其文章必智慧，其行为必慈善。不以一时之沉浮而动摇心志，不以穷富而挪移灵魂，不以贵贱而消长良知，不以得失而惊扰心神。

　　学者当自悟，自重、自强、自贵。无他。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曾昭禹　单位：香港东方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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