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人皆知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先生，也均熟知“毕其一生心血，独自一人进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艰巨工作，著作完成后自己的生命之火也即将燃尽”的逯钦立先生，但很少有人了解陈寅恪与逯钦立之间的密切关系。

　　我的父亲逯钦立在西南联大念书期间，曾亲炙于罗庸、杨振声、朱自清诸名师，并与汤用彤交往密切，颇有交谊，又从闻一多习《诗经》训诂学，从罗常培习语言学，但也从不放过聆听陈寅恪先生关于历史学科的精彩讲述。

　　1939年，西南联大所属三校各自恢复研究院，傅斯年任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所长，郑天挺任副所长。父亲已准备应聘就业，在文学院师生鼓励之下，匆忙之中报考。虽无充分温习，仍以笔试分数领先、口试“优等”获陈寅恪嘉许，遂录取为北大文科所首届研究生。首届研究生十人，号称“宝台山十翰林”，闻名于当时后世。陈寅恪先生兼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组导师。

　　任继愈曾对詹福瑞讲，陈寅恪先生在昆明主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口试，对文学、哲学、语言、文字、历史各专业考生耳提面命、探源发微、启发点拨，为甄选最优作用极大。获选者喜不自胜，落选者亦受益匪浅。

　　陈寅恪先生于1939年至1940年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讲授大学三、四年级选修课“佛教翻译文学”，父亲虽已入读文科所，亦每课毕至。

　　父亲与陈寅恪先生密切接触即是在文科所时期，父亲虽无存书面记载，但从父亲文科所同学的回忆中可见一斑。

　　杨志玖提到：“研究所最初在昆明城内云南大学附近的青云街靛花巷内，以后因日机轰炸，迁到城西北龙头村（龙泉镇）宝台山上临时盖的土房中。当时环境艰苦，但同学们都能泰然处之，安心学习。和我同时考取的，历史部有汪籛、阎文儒；文学部有逯钦立、阴法鲁；哲学部有王明、任继愈；语言学部有马学良、周法高，刘念和。另外还有傅懋绩和陈三苏，他们入学后不久即离去。导师有陈寅恪、罗常培、汤用彤、唐兰、罗庸诸等诸位先生。”

　　王明提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开办于1939年暑期，我是首届研究生，同班同学十余人，我们住昆明青云街靛花巷三号三层楼上，大伙在一起，同在一个大房间工作、睡觉，吃饭也在一起，这就是战时集体生活的缩影。翠湖公园就在旁边，饭后、假日，在翠湖散步，怡然自乐。每天工作十多小时，不知疲倦，别有一番情趣。那时候，不仅同学们同住一个楼里，而且没带家属的导师如陈寅恪先生住在我们工作室的隔壁房间。陈先生通晓多国文字，对佛、道两教都有深湛研究。每遇学术问题，朝夕求教，他无不认真解答，仿佛有古代书院教学的亲切感。”

　　周法高也曾撰文回忆陈年往事，他说道：“1939年至1941年间，余肄业昆明北京大学研究所。所址在靛花巷，原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租用，后史语所迁至龙头村，旧址乃转为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为胡适之先生，时出使美国，由傅孟真先生代理所长，寅恪先生为史学组导师，先后指导汪籛、王永兴。第一期研究生十人，分住三楼二大间，先生亦住三楼，出入皆无不交谈。”

　　邓广铭时为文科所行政助教，他讲道：“抗日战争时期，陈先生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与研究生和其他导师同住昆明青云街靛花巷内（陈先生称之为“青园学舍”）。我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内，与陈先生同桌共餐，朝夕得以聆听他的教言。他当时在联大历史系讲授‘隋唐制度渊源论’和‘魏晋南北朝史’，反思在那一年多的时间之内，我在治学的方法方面所受到的教益，较之在北大读书四年之所得，或许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父亲与邓广铭同感。

　　邓广铭还提到，陈寅恪先生之兄陈衡恪（字师曾）则是齐白石的一位交谊至深的画友。陈师曾虽在上世纪20年代已经去世，但陈寅恪先生却通过他而得知齐白石成名成家的许多经历。因此，他常常在饭桌上谈到白石翁其人其事。白石翁青少年期间做木工时，得到一部《芥子园画谱》，他竟把这部画谱全部刻在他的木工活上。寅恪先生说，有了这样的基本功，他的绘画自然可以随心所欲，工笔写意施之无不宜了。父亲喜诗善画，一直至逝世，我曾听父亲讲白石老人诸多逸事，大多都是父亲从陈寅恪先生那里听来的。

　　大约有两年半时间，父亲与陈寅恪先生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学到了很多东西。此后，陈寅恪先生去香港。父亲从文科所毕业，因研究需要，申请“延期”以继续研修，任文科所助教。从此，父亲与陈寅恪先生一别十年，不曾见面。

　　父亲于1942年10月正式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工作，陈先生是第一组主任，不过一切事务都由傅斯年先生亲自处理。遇到学术上的问题以及升迁的问题，才特别去找陈先生，请陈先生发表意见。陈寅恪先生与史语所第一组经常有书信来往。1943年4月，陈寅恪赋诗赠寄史语所，诗曰：“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1944年5月27日，父母结婚，史语所同人均来致贺，陈寅恪先生亦有诗相贺。

　　1949年在桂林，父亲任教于广西大学文教学院中文系。1950年，陈寅恪先生由清华大学经上海转赴广州岭南大学任教，同年9月，广西大学校长盘珠祁聘父亲为中文系教授。

　　1951年春，陈寅恪先生撰《论唐高祖称臣突厥事》，父亲就近专程往广州看望，至今家藏陈寅恪先生签赠予父亲的《论唐高祖称臣突厥事》一书，“钦立先生 教正 寅恪”，陈先生对已有两年教授资格的学生期许有嘉。

　　这是父亲与陈寅恪先生的最后一次交往。

　　父亲曾讲过，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招生考试中出的对联题，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父亲生前，我曾多次提问：何人为您最敬重者？父亲提到的第一人即为陈寅恪先生。（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逯弘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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